二 强者的暮年(1)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公元520—549年),他事佛兴致渐浓。到了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魏书》评论晚年的梁武帝“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业”,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佞佛”?

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

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很下了一番工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并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安定团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得先“立教”,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

在梁武帝看来,刘宋和南齐,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国人没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这是一切的纲,其他的都是目,纲举目张。

下一个问题是,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梁武帝选择了佛教。佛教劝人向善,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导下,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感叹说,“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大抵是事实。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问题在于,凡事不能走极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时间上。

梁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梁人此时并不是太“奸滑”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梁武帝一心“立教为首”,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信仰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为天,没有经济的发展,空有信仰,也无益于国家。

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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