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公元520—549年），他事佛兴致渐浓。到了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魏书》评论晚年的梁武帝“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业”，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佞佛”？
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
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很下了一番工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并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安定团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得先“立教”，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
在梁武帝看来，刘宋和南齐，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国人没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这是一切的纲，其他的都是目，纲举目张。
下一个问题是，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梁武帝选择了佛教。佛教劝人向善，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导下，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感叹说，“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大抵是事实。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问题在于，凡事不能走极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时间上。
梁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梁人此时并不是太“奸滑”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梁武帝一心“立教为首”，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信仰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为天，没有经济的发展，空有信仰，也无益于国家。
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