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满怀希望，希望从此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初生的大国的气象已经开始显现：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摆脱了众多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且成为联合国的发起者之一，与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一样，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振兴的日子似乎就要来临了。
然而，外敌一旦消失，国共两党间的关系又剑拔弩张起来。虽然战后双方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但是私下却都在作着战争的准备。就在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之时，国共之间的谈判彻底破裂，中国的内战再次爆发。
对于汇丰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重返上海就像重返香港一样自然，虽然香港依然回到了英国的手中，而上海的一切主权已经由国民政府收回，外国人也不再拥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因为中国毕竟是汇丰最主要的经营地。摩尔斯一边积极恢复汇丰在中国各地的营业机构，一边不无忧虑地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
1947年8月28日，摩尔斯在股东年会上汇报了汇丰的整体经营状况。他宣布，汇丰银行的资产已经从1940年的7 700万英镑上升到了亿英镑；自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将首次付给股息，每股3英镑；在中国自长城以南的所有分行，除个别外已全部复业；虽然在日本还没有重新设立分行，但已经在马来亚设立了一家新的分行，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设立了3家分行。总的说来，汇丰银行的网络基本恢复起来，正在营业的分支行（包括经理处）已经达到了39处。
整体业绩令人鼓舞，但中国的时局不容乐观。摩尔斯接着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担忧地注视着过去3年中那里的发展趋势。”但是摩尔斯依然满怀希望：“我特别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已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在中国首都南京新设立一家分行。在那里，我们可以更紧密地接触到那个国家的一切发展，并在机会到来时提供我们的服务。我相信，当中国目前的内部骚乱过去之后，那是会到来的。”
1947年对中国局势还表现出些许乐观的汇丰银行，在1948年到来时已经转为悲观。在1948年8月5日举行的汇丰股东年会上，摩尔斯喜忧参半。汇丰银行的经营继续向好，盈利达到1 650万港元（较上一年增加700万港元），每股股息也从3英镑增加到了5英镑；营业机构增加到了46个。除婆罗洲和马来亚新开的分行之外，日本横滨与神户分行重新开业，大阪分行也首次营业；香港的工业化正在奋进，几家新棉纺织厂正在兴建，到该年年底时将有5万纱锭装置就绪。然而，中国内战的战火已经从东北和华北蔓延到了长江三角洲。在摩尔斯看来，中国前途暗淡。
当1949年3月摩尔斯再次向股东致辞时，他已经看清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资本家开始纷纷移居香港，国民党高官则举家迁往台湾，南京和上海已经危如累卵。
摩尔斯说：“对目前的局势进行掩饰是愚蠢的。诚然，从远至人们记忆所及的时候起，中国一直为内部骚乱困扰，但其国际贸易始终没有停止，进出口市场虽有波动，却并非无利可图，那些精明能干的商人也一直有获利的可能。可是现在笼罩着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烈火，对外国商人来说，可能比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建业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存在着更为不祥之兆。我的看法是：一切在中国经营对外贸易的人，都应在未来的岁月中准备面临一个崭新的局面，并应在没有指导性先例的情况下调整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以适应这种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