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乔治 斯图尔特在伦敦通过汇丰银行的外派面试后，踏上了远航上海的旅程。4年前，20岁的斯图尔特跨入汇丰银行大门。在那个时代的伦敦，进银行工作就像进伊顿公学一样难、一样有面子。在汇丰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了4年之后，斯图尔特被汇丰派往上海分行。
面试时，银行方面强调要把银行工作视为“事业”，而不是一般的“职业”。斯图尔特曾说：“他们希望人们进来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汇丰强调忠诚和“专一”，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它已成为汇丰的一种文化传统。一批在英国伦敦受过良好培训的职员，往往被派到各个分行执行各种工作和担任各项职务。他们循着这个途径向前发展，借鉴以往不同的工作环境和经验，随着不断的晋升而带到更高层的管理之中。
当上海外滩映入眼帘时，眼前的情景让斯图尔特豁然一亮。举目望去，鳞次栉比的西洋建筑高耸入云。上海总会大楼、有利银行大楼、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麦加利银行大楼、沙逊大厦，呈一字排开。
斯图尔特发现上海的生活比他想象的还要好。英国人在这里的地位非同一般，既拥有最大的银行和商行，也掌管着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
斯图尔特在上海外滩最气派的银行大楼里上班后，开始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上海是个娱乐和享受的“理想王国”，仅英国人在这里的大型俱乐部就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其中离他上班的汇丰大楼不远的上海总会，是上海滩远近闻名的销金窟，那里34米长的吧台世界闻名。而这些在英国受雇的年轻人一旦被派到中国工作，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这个长长的吧台，舒适地坐在那里边饮酒边发号施令。
不过斯图尔特也感到，在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上班，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银行规定，星期六上午也要上班，除了每隔4年有6个月的长假，平时一般没有假休。午饭和午休时间倒是充裕，有两个小时，可以睡睡午觉或玩玩球。斯图尔特后来曾为自己当时的精力充沛而惊讶不已：“工作十分辛苦，夜生活忙得不亦乐乎，可次日一早我就起来出去骑马。我不明白当时怎么能做到这一切。不知道是气候因素，还是因为年轻。”①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上海居住，生活费仅是伦敦的一半，收入却比在英国多出一倍。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可以逛遍上海最好的地方，尽情享受。职位可以得到提升。各种娱乐需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上海也唾手可得。这的确算得上是个“黄金时代”。
然而，就在大上海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国民党华北战局失利，平津沦陷，日军兵锋南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入侵南京，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之后国民党部队与日军相继展开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蒋介石政府且战且退，最后以重庆为陪都，继续抗日。
战前已经是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漂浮在日本占领区中的“孤岛”。其中，公共租界由工部局管理，与汇丰银行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怡和洋行大班担任工部局总董。与租界之外华界居住区的凋零和屈辱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租界，日本人并不干涉租界的行政管理，这里的人们依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