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有效的。接下来的几天，杜晓梅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她变得不那么嚣张了，神经却高度紧张起来。我接电话的时候，她也神经兮兮的，看似在旁边做事，却总是竖起耳朵仔细听我在跟什么人讲话，在讲些什么，试图从我这里捕捉到一些有关周凌的信息。
周凌那边我也暂时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尽量不与她联系。她不是说要住院吗？那就让她住去吧，反正也是皮外伤。我就不信还能住出什么花样来，她住得没趣了，没人搭理她了，她自然就会想着出院了。
我有时挺痛恨自己的，在处理一些感情上的问题时总是犹豫不决，如果我能像某些男人那样心狠，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很羡慕赵海，他就很洒脱，能把女人像衣服一样随意地换来换去，丝毫不掺杂感情，这样就少了很多烦恼和麻烦。这个世界最可恨的就是我这种男人，拿不起、放不下。
果然，没过几天周凌就沉不住气了，她找了两个警察直接来到我的家里。两个警察身着制服，表情严肃地对杜晓梅说：“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我们有事情要跟你了解。”杜晓梅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她知道两个警察找她是因为周凌被打的事情，但她不知道应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看到她的腿都软了，战战兢兢地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赶紧在旁边替杜晓梅解释道：“你们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问吧，她还有事情，现在走不开。”两个警察瞪了我一眼说：“你是她什么人？”我回答道：“是她丈夫。”两个警察对视了一下，问：“事情是因你而起的吧？那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我站着没动，知道这个时候不托关系是不行了，就赶紧拿出电话，说：“我认识你们郝所长，请你们等一下，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没有撒谎，我确实认识他们的郝所长，这也是我多年来积累的人脉资源。我当着两个警察的面把电话给郝所长拨了过去，电话接通后，我高声说道：“郝所长吗？你老兄忙啥呢，好些日子不联系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郝所长自然在电话那边跟我一阵寒暄，几句话之后，我就开始转入了正题。我说：“郝所长，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前两天你弟妹因为点儿闲事跟人打了一架，现在咱所里两位同志来找她问话，要把她带到所里去了解情况，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就在家里问好了，别去所里了。”郝所长听了，惊讶地问：“弟妹跟谁打架了？打坏人没有？”我说：“没有，就是女人们因为扯闲话打到了一起，都是皮外伤，一点儿都不严重。”郝所长说：“哦，那既然这样就好办了，你把电话给他们吧，我跟他们说。”
我把电话给两位民警递了过去：“你们所长要跟你们通电话。”其中一位民警看了我一眼，将电话接了起来，然后冲着话筒一个劲儿地：“是……是……我知道了。”说完之后，又把电话给了我。我接过电话，听筒里传来郝所长爽朗的声音：“好了，我已经跟小李交待过了，只要弟妹配合一下做个笔录就行。你放心，没啥大事，这也只是走走程序而已。”我一听心里很高兴，说：“改天再请你喝酒吧，这次谢谢了啊！”郝所长也不见外，说道：“跟我还客气个屁。”然后就撂了电话。
我转过头对两位警察说：“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然后我又冲杜晓梅说：“你就配合两位警官在家里做笔录吧。”杜晓梅听说能在家里做笔录，听话地在书桌旁坐好。两位警察则摊开纸笔，大概地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粗略地记了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