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很早就从他的同乡兼同僚、翰林院检讨（相当于中央政府智囊团副教授）王闿运那里，获悉皇帝密谕严查左宗棠的消息（消息其实是肃顺有意透露出来的），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立即想到向御前大臣肃顺求救。肃顺权倾朝野，又非常赏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臣，有他出面，自然可保左宗棠无虞。
郭嵩焘于是委托同乡王闿运代为疏通。王闿运与肃顺的关系还不是特别铁，所以王闿运又托他的同僚、肃顺亲信高心夔说情，最后由高心夔将“保左”的信号传给了肃顺。
肃顺答应搭救左宗棠，不过他又不想太着痕迹，引起皇帝猜疑，所以暗示郭嵩焘：“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那么由谁来奏折保荐左宗棠？外臣好找，胡林翼、曾国藩都会保举左宗棠。曾国藩与左宗棠也有姻亲之谊，又是同乡，当时“极相友善”，但是内臣却不好找。郭嵩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与他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一则自己与潘祖荫有私交；二则潘祖荫与皇帝亲近，说得上话。但有一个问题：潘祖荫与左宗棠素不相识，凭什么要保举他？郭嵩焘考虑再三，决定计赚潘祖荫，首先第一步就是送钱。
潘祖荫一直很信任郭嵩焘，又见到大把的银票，很是吸引人，所以也不拒绝，将银票纳入怀中，说：“我们且饮酒，再商量。”几杯酒下肚，大家面热耳赤，郭嵩焘趁热打铁，要潘祖荫赶紧递折。路上，潘祖荫又问所保何人，郭嵩焘担心潘祖荫会有所变卦，仍不肯明说。到了奏事处门外，潘祖荫说：“事已至此，必无悔理。只是所保何人，折中所言何事，必先令我知悉，否则万一皇上问起，将何词以对？”郭嵩焘这才出示保折，潘祖荫看了并无异言，于是签上自己的大名，递上奏事处。
这份将左宗棠个人安危与帝国命运联系起来的保折，对咸丰皇帝的触动很大，促使皇帝开始考虑对左“亦应重用”。后来左宗棠为报答潘祖荫的保举之恩，据说每年冬天送给潘的“炭敬”照例是一千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15万元）。他还赠给潘家一份价值连城的厚礼——道光初年出土的西周文物大盂鼎。
为了保官，不但要用计，更重要的是用钱，但是有些官场人物却舍不得大把的银子出手。保官毕竟不同于升官，这得下狠心出大价钱，一旦舍不得，不仅官位不保，命也会不保。
明朝大太监刘瑾，知人论官。给他送礼品者，他未必记得住，但没给他送礼品者，他个个都记得牢。他对送礼品有个基本标准，上不封顶，下得保底，最低标准是：地方官如果上京朝觐，得送两万两，方准放回；京官去地方去巡视去旅游去考察干部，得给上司带礼物，无礼品者，得小心官品。
正德年间，给事中邵天和去海东盘查一桩盐案。这人面子薄，很怕丑的，不敢向人索拿卡要，回得京来，两手空空。上班时碰到刘瑾，刘瑾说了一句：“小邵，海东那地方有甚特产啊？”把个小邵吓得尿了裤子，赶紧向人借了18300两银子。小邵大概人缘不错，还能借到钱。兵科给事中周钥去淮南公干回来，视察索钱没索到，回来借钱没借到，计无所出，只好自认倒霉了。当年被刘瑾“横索金钱，不应”而遭贬谪的还有学士吴俨、副都御史邵宝、南京都御史张泰等等。
清将熊廷弼在辽东守边，“有辽事以来，再任经略，不取一金银”，却因辽东失事，坐牢房。刘瑾向熊廷弼传话，说只要以大量礼金给刘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刘瑾向熊廷弼索要四万两，熊廷弼却舍不得，没礼品给刘瑾。刘瑾自然说熊廷弼没人品，于是他反说熊廷弼向东林党的杨涟、左光斗各行贿两万两。东林党是刘瑾的死敌，不但不向刘瑾送礼品，而且对刘瑾以礼品论人品的事情进行弹劾。刘瑾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熊廷弼的事情一出，刘瑾将两案并案处理。杨、左等六君子被杀，熊廷弼被“传首九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