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很简单：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要考虑自己的仕途。像北京、上海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既是高级官员居住的地方，又是中外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把它们建设好、经营好，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形象，所以这些城市不会被忽略。而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由计委调配的这种制度结构，又恰恰使超度集中发展这些标志性城市变为现实，这的确是以前的朝代所无法做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掌握分配权的官员把资源投放在偏远地区的话，即使那里的经济被改进了很多，也不会有多少人能感受到、看到，对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官员来说这没有好处。只有当偏远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实在太低，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的时候，才会引起资源分配部门的重视。这就有了前些年的西部开发战略。那些穷省最后会被照顾到。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和省份，因为两边都不靠，往往得不到优惠，反而要作出牺牲，被忽视。
二
问：您讲到行政官员在资源分配上会有倾向于少数几个大城市或者标志性工程的偏好，那么人们会问，他们手里掌握的资源是什么？
陈志武：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目前计划色彩浓厚的国有银行体系的存在，行政官员们的这种偏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状况扭曲和不平等也不会这么大。
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作一个对比。当时清朝政府没有国有银行体系，到1898年时，国家投资办的第一个户部银行刚开始做。那时候，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能力把全国老百姓的储蓄或金融资源通过任何方式调配到北京，由北京的清政府来支配和决定怎么样花。政府即使想重点发展北京，重点发展上海或者是任何他们喜欢的地方，也很难做到。像我的老家湖南，那个地方当年可能不一定那么富，但是不管怎样，一百年前当地农民的积蓄，一个是在本地老百姓之间做借贷；还有一个是通过钱庄把这些钱收集过来以后， 又投放到本地的企业或者老百姓家庭中。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像，那时候全国各个地方间的经济增长机会和发展水平，总体是比较平衡的。因为本地的资源基本上被用来发展本地的经济，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由自然禀赋决定各地的发展，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扭曲后的不平等方式发展。
但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农村的居民也有相当多的储蓄，他们的钱通过在全国2 800个县城里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吸收进来，相当多的是由北京或者各省会的工行、建行、农行、中行总部和分部，来统一调配这些金融资源到底投入哪些项目，由哪些企业去使用。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 2002年，工行、建行、中行吸收的农村存款占所有农村存款的36％（农行特殊一些），但是从农业贷款的比例来看，工行、中行、建行在农村的放贷占各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总借贷的比例还不到2％。这说明国有银行到各个乡、各个县吸收存款以后，把这些存款大部分抽回到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性大城市使用，其必然的结果是：不同地区间，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和其他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在相当程度上国有银行的垄断加重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