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出了意外，因为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了，对方竟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
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榜上无名，只好继续留在京城读书。这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当塾师兼抄抄写写的工作，月薪七两银子，生活总算有了着落。但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在清代，举人也可直接授官，这叫“一榜出身”，远不如“两榜出身”的进士腰板子硬。所以张集馨一边铆足劲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教育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一般教习期满，就可以当个七品知县。在礼部报到时，张集馨还被办事员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1829年），正是张集馨而立之年，他第三次参加会试，这回总算中了，成了新科进士，在复试、殿试、朝考中均成绩优异，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帝国的储才机构，翰林学士被视为“清贵”之官，虽然没多少权力，但前途无量。
至此，张集馨总算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从张集馨入京捐监算起，他整整用了八年时间，如果从他五岁开蒙算起，则用了二十五年时间。二十五年寒窗苦读，这中间付出的心血、精力姑且不计，我们单来计算经济账，而且只估算与求仕相关的支出，居京的生活用度则略去不计……
根据张集馨的记述，他在五岁之后、二十六岁之前，一直有请老师授课，我们按平均每年支付给塾师的束修为四十两银计算，二十一年下来，大概需要八百多两银子，即使扣除了中间几年因借读于亲戚家塾、学费有所减免的因素，张集馨为接受教育而投入的本钱也应该有六七百两吧。加上捐监一百多两、交印结银几十两、被礼部办事员索去手续费二十多两，再加上张集馨没有记及的其他支出，比如拜谢座师、应酬同门等费用，合计起来，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这笔钱，到了光绪晚期，足够捐一个知县、五个县丞。
日常应酬的开销
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在翰林院当了六年京官，三十七岁时开始外调地方，历任山西朔平府知府、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河南布政使、福建布政使等职。他并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也人情练达，官场上该有的人情应酬，他都能随俗，该请客就请客，该送礼就送礼，连他自己也承认：“应酬不可谓不厚矣！”
我们来看看官场应酬的开销究竟有多大。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当地为了招待这位前领导人，既备酒席，又请戏班卡拉OK，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一万两银公款。一名已革职官员为什么能得到如此优待呢？这可以用隐权力来解释：颜总督虽然已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网络还留在官场上，还能对官员的仕途命运施加影响，人走茶未凉，地方官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