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杜撰了一个“权力值”的概念，用来估算官场权力的含金量。权力值越大，敬畏、服从它的人就越多，它能换成的收益也越高。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个知府的权力值如果换算成金钱，至少值十万两银子。
不太严格地说，权力值与官阶成正比，官做得越高，权力值越大。在清代，一个巡抚的年收入大约有二十万两银子，知县的年收入约有三万两银子。不过，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由于官场上存在着隐权力现象，有些官阶很低的小吏，只要朝中有人，他的权力值可能就会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其他官员。官场中还有一些人甚至连官员身份都不具备，比如师爷、长随这类角色，因为掌握着隐权力，他们的权力值也绝不逊色于朝廷命官。所以我们必须补充说，权力值与隐权力也成正比例关系。
一个官员要实现自身权力值的最大化，大致也有两个途径，第一，正式权力的增量，即俗话所说的“升官发财”；第二，隐权力的增量，比如结交权贵，获得官场要员的庇护；拉拢人心，谋取更多的私人性效忠。由于隐权力妙用无穷，后一种途径甚至更为重要。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管是想获取更大的正式权力，还是想捞到更多的隐权力，都需要支付成本。本文的目的，就是来核算一下官员的权力成本，特别是维持其隐权力的成本。为了避免空谈，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分析样本：做过知府、道台、布政使的晚清官吏张集馨，他的自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对自己的仕途经历以及当时的官场世态，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述。
权力的初始成本
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因为按照帝国的制度，任何人要进入官场混，首先都需要取得当官的资格，拿到官场的入场券，然后才能分配到一官半职；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的后继成本，不支付这个后继成本，权力就会慢慢折旧，甚至到手的官职也可能会飞走，更别说继续进步、升官发财了。
我们先来核算一下权力的初始成本，看看帝国的子民拿到一张官场入场券要花费多少钱。在捐纳体制下，这笔账比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我手头有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正好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见下）。原材料中的价位精确到个位数，我四舍五入地把零头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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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乾隆中叶，你只要掏得出四五千两银子，就可以当上知县；假如舍得花一万多两银子的巨款，则可以当上道员。乾隆年间的银子比较值钱，按其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当时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四五千两银子大致值90多万元，一万六千多两银子则有300多万元之巨。应该说，在乾隆年代，走捐纳的路子，初始成本是巨大的。
不过，到了光绪晚期，这个成本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因为朝廷滥卖官帽，官位含金量大大缩水，这时知县的标价是一千两银子，道员的价格也才四千七百两银子。清末白银的购买力已大不如前，一两银子折合成人民币约100元，也就是说，只要掏10万元，知县的官帽子就送你了；当县丞就更便宜了，2万元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