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阵营是“围堵派”（Containment）。这一派别主张对中国进行围堵，以确保中国的发展不会对美国的强权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战。这个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然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完全控制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的威慑，比如对中国分裂力量的支持，来迫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
这两个政策本身都包含各自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他们都只是考虑到双边关系中自己一方的的予取予求，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意愿，因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邓小平的“二十四字方针”指“冷静观察，守住阵地，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二十四个字。为基点，尽量低姿态，少露面，除了牵涉中国关键利益的事务，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为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种“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匪浅的时候，其他的意识形态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口头空话。而与此同时，当中国的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此时，中国在应对压力上进行策略上的调整，在人权问题上提出“生存权”的观念，让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考虑因素。至于美国国防工业比较支持的“围堵派”政策，同样存在问题，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的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的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小心翼翼，埋头苦干，国力变得越来越强，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十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上推行其“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试图以此彻底颠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原有的联合国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大国横行，但《联合国宪章》最起码能让大国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而一旦“人权大于主权”这一“人权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随心所欲地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对于大国如美国，小国家却没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推行“人权大于主权”的政治企图遭到了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同年，为报复中国在人权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破坏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当时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里，对此事件有详细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