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贵为首富,但刘永行却仿佛是胆小谨慎的化身。他的东方希望虽然越做越大、商机无限,但刘永行尽力控制冲动的欲望,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主业。虽然之后刘永行还涉足了化工、金融等领域,但是农牧业一直是他的第一业务。在2007年新希望集团亿元的销售收入中,农牧产业占据了92%以上的比重。
尽管投资了民生银行等上市公司,但刘永行对上市一直意兴阑珊。刘永行解释说,一个是之前做饲料业一直不缺钱,所以无须融资;一个是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自己用钱紧一点最好。刘永行一直不同意进入二级市场,他说:“如果我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
对政商关系退避三舍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道:“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刘永行兄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中,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比如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对于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刘永行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刘永行的“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同样,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
超前半步避免绊倒
尽管刘永行小心翼翼,但在这方面却不小心触动了“雷区”。
2003年是火热的一年。外有“中国制造”所产生的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内有以房地产为龙头所引发的旺盛内需,中国经济呈现不可遏止的上升势头。而与此相伴的,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经过“抓大放小”后产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据着绝大多数上游资源的垄断地位,由此出现了效益大涨、繁荣似锦的景象。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中国铝业便是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之一。而在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只占总数的8%,资产总值占总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