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里头都大了。
放在战争年代，机械厂那几个家伙肯定是叛徒。工人们几拳几脚下来，何主任们就喊爹叫娘了。那胖子姓皮，是大地经济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皮副总看来势不对，急忙给总经理胡老七打电话。胡老七鼓励说，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一会，就已鼻青脸肿，坚持不下去了。再打电话，胡老七就关机了，办公室也没人接听电话。皮副总跟胡老七也混了蛮长时间，当下就明白胡总只怕是要丢车保卒了。他也是能伸能屈的，又见何主任们特没骨气，关键时候肯定挺不住，就松了口，工人们问什么就答什么，把责任放肆地往他们身上推。
工人们又组织清查家底。这一查不打紧，竟把清查的人都吓了一跳。两年间，厂里共卖掉了三十八台（套）机器，原值四千七百多万，只卖了不到五百万。工人愤怒了，扭了几人就往检察院送。
上千人浩浩荡荡，群情激愤，一时间上河为之震动。
案情报到市委市政府，袁之刚大为震怒，当即指示要严肃查处。但大地公司的总经理胡老七已于数小时前不知所终，据悉已经潜逃。机械厂厂长黄大宏的手机打不通，据何主任说，他自从负伤后就没回厂里了。袁之刚把吴得远召到市委，限期要找到这黄大宏，“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而宣传部长打来电话说，新华分社记者朱本贵和另一大报的记者沈力等在宣传部办公室，想就上河拆迁的有关事宜采访市长。袁之刚顿时头痛起来，这个朱本贵，软硬不吃，嫉恶如仇，正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在全省各级官吏中很有名气，好几个在仕途上很有发展前途的高中级干部就栽在他手里。前几年上河第三产业的暗访，也是他做下的，硬是把上一届的书记市长送到人大政协养老去了。这个沈力，也不是什么善茬，上次教师上访，本来工作做得好好的，独独他不上圈套，把事情捅了出去，弄得市里非常被动，连省里也有了看法。这次拆迁，网上讨伐声四起，连国外都有报道，还好国内的主流媒体一片沉寂。袁之刚思考再三，决定不见他们，并且指示宣传部长，负责拆迁的有关领导也一律不接受采访。
马千里把公安局关于泄密的报告送给市委市政府，袁之刚感觉到了将军的意思。无论怎样，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市里是尴尬的。有人就说，兼并案本来就是一个馊主意，这下倒好，东风不与周郎便，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说不定和德国人还谈得拢。甚至班子成员里也有人持此观点。袁之刚隐隐觉得，班子里有人是和马千里一个鼻孔出气的。
袁之刚看着报告生气，抄起电话把吴得远一顿痛骂，说公安局是他马千里的公安局？他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眼里还有没得市委市政府？公安局还是不是党领导？吴得远在电话里一声不吭，袁之刚喂了两声，吴得远就说：“我在听。”不亢不卑。袁之刚把电话摔了，心里发狠，无论如何也得把这狗日的给弄下去！
远在北京的王秋山却是另一种感受。这袁之刚一向也还沉稳，怎会有如此冲动之举？怎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这一阵王秋山也在反思，兼并案或许真的不妥，万一上发厂也被拖垮了，上河连唯一的名片也没有了，现在还连累得和德国人的合作也泡了汤，看来前一阵的工作思路真有些问题。其实当初商议要上发厂兼并机械厂时，王秋山还真是有些犹豫不决，但架不住袁之刚好说歹说，经济工作又是政府主管的范畴，他也就同意了。至于黄大宏，按王秋山的意思是要拿下来，但袁之刚说这黄大宏和省里某要害部门负责人沾亲，只怕动不得，且那人也打了招呼，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当初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好了，黄大宏看着就不是什么好鸟，现在果真惹出事来了！
至于拆迁，直到网上非议四起，王秋山才警觉起来。袁之刚在电话里感叹，在中国，做点事真难，往往空谈家多，实干家少，那些站着说话腰不痛的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着很神气，其实卵都不值。王秋山接着袁之刚的语气说，只要干事就会犯错误，不干事则永远不会犯错误，但要尽量少犯错误，尤其是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我们最好是不犯错误！袁之刚却浑不在意，说能有什么事儿？没事！
王秋山缓缓放下电话，心道，我还没离开上河呢，你就迫不及待了！
机械厂的突发事件，袁之刚是无论如何也没有预见到的，它一下打乱了市里已有的部署。检察院严查下去，肯定会查出问题，何况那几个脓包未进检察院就交代了，众目睽睽之下，焉能不查？查下去会查出多大的窟窿，涉及一些什么人，谁心里也没底。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极大地阻碍兼并的进行，甚至会导致兼并流产。这不但损害了市委市政府的威信，而且给即将召开的两会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
正在焦头烂额之时，朱本贵们又杀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