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九年(53)

看着我似有所悟,老包又说:“跟客户的某个领导关系太近了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如果此人和其他领导有龌龊,那么将来的某天你也会成为这个领导的陪葬。关系的把握是要有分寸的,要做到明里若即若离而暗里重点突出。你看,黄浦江里面那些大货轮停泊的时候都要找个锚墩吧?”老包耐心地说,“那个锚墩不需要挨个船去打招呼说来我这儿停,它只需要让别人知道这一片只有它最可靠就行了。船自然会来。”

老包

过了几天,老包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林总最近要进京一趟,叫我安排一下大家一起到那边碰个头,他到时也会过去。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一般人在异地的时候会脱离原来固有的角色习惯,从而可以创造一些比较好的谈话机会。之后老包似乎不经意地提了一句,还有一个朋友也会一起去,是原来合作过的代理的老板。

直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有的一个隐隐的疑问才有了答案。为什么老包愿意这样深地参与到我的项目中来?之前的我曾经几次试探,老包均含糊其辞说都是自己兄弟不用说这些。现在我明白了,心中释然而安定:在一个商业社会,以经济规则操作的事情远比以所谓交情操作的事情更靠谱,至少我是这么想的。随着老包把这个谜底揭开,这件事情的利益链条便完美地连接起来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我和老包各自乘坐的飞机前后脚到达首都机场,在等他的一段时间里,我跑到机场二楼的一个茶座要了一壶普洱。抽着烟,喝着醇厚而有些古旧气息的普洱,看着那个娴熟演示茶艺的心不在焉的小姑娘,我觉得最近一直有点飘忽的心态开始像刚才的飞机那样慢慢降落了:你看,穿过看似复杂的云雾,其实跑道就清清楚楚地在你脚下。

林总

我以自己的名义在国贸订了两间房,我和老包各居其一。入住之后,老包过来跟我抽烟聊天。说刚跟林总通了电话,他要晚上才到。我们俩到附近的一家生意很好的茶餐厅吃了晚饭,还优哉游哉地在中国大酒店前面的地下名品街晃悠了一会儿。约莫八点钟的样子,老包又给林总去了个电话,说是到了。我们打车来到昆仑饭店,在大堂里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林总出现在大堂。他手里拎着个普通的购物纸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行李。看到迎上去的我们,林总走过来握手,然后说不好意思马上要和人谈点事情,老包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们等着。林总说:“那就晚一点电话联络吧。”

林总走后,我和老包百无聊赖地陷在大堂的沙发里闲聊。老包笑着问:“你知道他那个纸袋里拎着的是什么吗?”

我笑了,说:“我也觉得奇怪,总不见得他老人家出个差还要拎着牙膏和毛巾吧。”

老包告诉我,林总每个月都会拎着这样一个纸袋进京来和人谈事情。作为他们这样一家体制灵活背景神秘的公司,有很多事情是不像大公司那样听起来冠冕堂皇教条死板的。

酒店的大堂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人们大多面色轻松对即将到来的一段时间充满期待。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上反射出巨大吊灯的影子,一个默默工作的清洁工推着一把宽大的墩布从上面划过,那上面的图案顿时迷离起来。

老包

在老包的建议下,我们又跑到一个洗脚城消磨了无聊的几个小时。躺在那张并不舒适的床上,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老包聊着天,心理暗自盘算着这次出差的费用。突然间,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稀里糊涂地登上了一列终点未明的地铁,车越开越快,我却只能看着窗外的一片漆黑茫然无措。

约莫12点的样子,老包的电话响了。老包马上转换了刚才还慵懒的腔调精神抖擞地和林总交谈,电话那边好像在游移不定,老包则坚持盛情邀请,后来老包说:“您别说了,我们马上就到那里等您,不见不散,就这样啦。”他半命令的语气还是透着亲热。

之后老包引路,我们打车来到一条安静的小街。下车后,我四处张望,周围除了一个门脸很小的地方亮着幽暗的灯光之外,别无其他明显的商铺,各色大小轿车倒是密密麻麻挤满了小街两边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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