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半解放(1)

什么叫“半解放”呢?没有什么科学的定义。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集中批斗之后,时令已经走过了1968年,进入了1969年。在这一年的旧历元旦前,系革委会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这次恐怕不好再说“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个“小炉匠”。此时我家的那一间大房间久已被封了门,全家挤住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据家里两位老太太告诉我,其间曾有一个学生拿着抄走了的房门钥匙,带着一个女人,在那间被查封了的大屋子里,鬼混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睡在我的床上,用我们的煤气做饭。他们威胁两位老太太说:“不许声扬!否则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现在“小炉匠”就拿着那一把钥匙,开了门,让我睡在里面。我离开自己的床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我此时在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我记得后来增加了点钱,数目和时间都想不起来了。外来的压力还是有的。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楼下一个家属委员会的什么“连长”的老头子(他自己据说是国民党的兵痞)高声昭告全楼:“季羡林放回来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听了没有吃惊,这种事情对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心里仍然难免有点别扭,知道自己被判“群众监督”了。我仿佛成了瘟神或艾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了。

即使没有人告诉我,毋宁说是提醒我这种情况,我这人已经有点反常。走路抬头,仍不习惯。进商店买东西,像是一个白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敢叫售货员“同志”,我怎么敢是他们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么呢?叫“小姐”,称“先生”,实有所不妥。什么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结果是口嗫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无主,四体失灵的狼狈相,我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堪。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了。

过了没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楼去参加“学习”。我第一次从家里走向四十楼的时候,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这一段路相当长,总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时。我走出门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开大路,从湖中的冰上走过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说法,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处境不正是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现在已经很不习惯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楼,见了革命小将,是不是还要高喊“报告”呢?是不是还要低头垂手站在他们面前呢?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得不到答复,走起路来,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楼。我见景生情,思绪万端。前不久我还在这里被“楼中游斗”,曾几何时,我又回到这里来了。这回是以什么身份?我说不清。“丑媳妇怕见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气,进去报了到。幸而没有口号的喊声,没有手打脚踹,而是不冷不热的待遇。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组,组员都是学印地语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就以一个莫名其妙的身份,参加了他们的学习和活动。原来东语系的“棚友”都被召唤到那里。可是待遇却不知为什么显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扫楼道。有一个印地语教员被无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扫厕所。我原来是有思想准备来干最脏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没有,实出我的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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