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快活半年(2)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我不清楚。这是他们革命家内部的事,与我无干,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别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见,这些革命家的觉悟有多么高了。只有革命干部的子弟有点玄乎。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红绸子来做,别人只能戴红布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今天他们父母兄姐仍在当权,他们就能鹤立鸡群,耀武扬威;明天这些人一倒台——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们的子弟立刻就成为“黑帮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边站了。

所谓反对陆平,是指1964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糊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团结,对反对过陆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碰。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到了1965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我经过了首次冲击,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进了校,东语系干部队伍重新组合。我曾经是反对陆平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归入“革命干部”队伍内;但是,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在国际饭店坚持立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我对此并无意见。但是,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军宣队的内部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什么叫“临界线”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我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喜的是,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阴阳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向前走上一寸,就堕入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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