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抵柏林(3)

 

我还遇到过一件小事,更能说明德国人的老实忠厚。根据我的日记,这件事情发生在9月17日。我的表坏了,走到大街上一个钟表店去修理,约定第二天去拿。可是我初到柏林,在高楼大厦的莽丛中,在车水马龙的喧闹中,我仿佛变成了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晕头转向,分不出东西南北。第二天,我出去取表的时候,影影绰绰,隐隐约约,记得是这个表店,迈步走了进去。那个店员老头,胖胖的身子,戴一副老花镜,同昨天见的那一个一模一样。我拿出了发票,递给他,他就到玻璃橱里去找我的表,没有。老头有点急了,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从眼镜上面射出了目光,看着我,说:“你明天再来一趟吧!”我回到家,心里直念叨这一件事。第二天又去了,表当然找不到。老头更急了,额头上冒出了更多的汗珠,手都有点发抖了。在玻璃橱里翻腾了半天,忽然灵光一闪,好像上帝佑护,他仔细看了看发票,说:“这不是我的发票!”我于是也恍然大悟,是我找错了门。这一件小事我曾写过一篇散文:《表的喜剧》,收在我的《散文集》里。

这样的洋相,我还出过不少次,我只说一次。德国人每天只吃一顿热餐,这就是中午。晚饭则只吃面包和香肠、干奶酪等等,佐之以热茶。有一天,我到肉食店里去买了点香肠,准备回家去吃晚饭。晚上,我兴致勃勃地泡了一壶红茶,准备美美地吃上一顿。但是,一咬香肠,觉得不是味,原来里面的火腿肉全是生的。我大为气愤,愤愤不平:“德国人竟这样戏弄外国人,简直太不像话了,真正岂有此理!”连在梦中,也觉得难咽下这一口气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那个肉食店里去,摆出架势,要大兴问罪之师。一位女店员,听了我的申诉,看了看我手中拿的香肠,起初有点大惑不解,继而大笑起来。她告诉我说:“在德国,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时连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鲜的肉,才能生吃。”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自己是一个地道的阿木林。

我到德国来,不是专门来吃香肠的,我是来念书的。要想念好书,必须先学好德语。我在清华学德语,虽然四年得了八个优,其实是张不开嘴的。来到柏林,必须补习德语口语,不再成为哑巴。远东协会的林德(Linde)和罗哈尔(Rochall)博士热心协助,带我到柏林大学的外国学院去,见到校长,他让我念了几句德文,认为满意,就让我参加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的最高班。从此我就成了柏林大学的学生,天天去上课。教授名叫赫姆(Hhm),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好的外语教员。他发音之清晰,讲解之透彻,简直达到了神妙的程度。在9月20日的日记里,我写道:“教授名叫 Hhm,真讲得太好了,好到不能说。我是第一次听德文讲书,然而没有一句不能懂,并不是我的听的能力大,只是他说得太清楚了。”可见我当时的感受。我上课时,总和乔冠华在一起。我们每天乘城内火车到大学去上课,乐此不疲。

说到乔冠华,我要讲一讲我同他的关系,以及同其他中国留学生中我的熟人的关系,也谈一谈一般中国学生的情况。我同乔是清华同学,他是哲学系,比我高两级。在校时,他经常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因为不是一个行道,我们虽认识,但并不熟。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了起来。到了柏林以后,更是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我们共同上课、吃饭、访友、游玩婉湖(Wansee)和动物园。我们都是书呆子,念念不忘逛旧书铺,颇买了几本好书。他颇有些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我们很谈得来。有时候闲谈到深夜,有几次就睡在他那里。我们同敦福堂已经几乎断绝了往来,我们同他总有点格格不入。我们同一般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往来,同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无共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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