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印度当代著名的史学家 R S Sharma的《古代印度的首陀罗》S dras in Ancient lndia，Motilal Banarsidass，1958 这是一部颇为著名的书，得到印度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赞誉。在本书第七章讲农民阶级与宗教权利时，著者在四处引用了《法显传》，都是上面高善必引用的那一段。第286页，引用“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第290～ 291页，引用“(旃荼罗)若入城市，则击木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第二个例子是Bordwell L.Smith的Essays on Gupta Culture《笈多文化论集》，Motilal Banarsidass，1983。。这是一部论文集，著者不是一个人，讨论的题目也不尽相同。其中有几篇文章引用《法显传》。第7页，A L.Basham在序言中讲到旃荼罗入城市击木自异的情况。第38页，A K Narain在《古代印度特别是笈多时期的宗教政策和宽容》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当时佛教兴隆的情况。第130页，第132～133页，第136～140页，第147～148页，B G Gokhale在《笈多时期的佛教》这一篇论文中，引用了《法显传》来说明月护王(376～414年)时期的印度佛教状况，特别是佛教寺院中研究经、律、论的情形。
除了以上四本书以外，引用《法显传》的书籍还多得很，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了。
我在上面先介绍了晋宋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情况，然后介绍了法显的生平和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总起来可以这样说，法显活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和中印文化交流的高峰时期之一。他留下的佛典译文，特别是他的《法显传》，到现在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活力，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他对促进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的传统友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法显传·跋》中有几句话：“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法显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他，印度人民也不会忘掉他。
1989年5月16日写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