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这样一个人，从佛教倒流的角度来看，当然使我很感兴趣。但是从同一个角度来看使我更感兴趣的却是同梁武帝有某些牵连的一个印度和尚，他就是有名的菩提达摩大师，所谓东土禅宗初祖。他是天竺南印度国香至王第三子。父王死后，他出了家。《佛祖历代通载》九，把菩提达摩事系于梁大通元年(527年)。下面一段记载值得注意：
(达摩)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付以大法。因问：“我既得法，宜化何国?”多罗曰：“汝得法已，俟吾灭度六十余年，当往震旦阐化。”曰：“彼有法(浩)器，堪继吾宗，千载之下，有留难否?”多罗曰：“汝所化方，得菩提者，不可胜数。吾灭度后，彼有劫难，水中文布善自降之。”49，547c。
《佛祖统纪》二九有类似的记载：
(达摩)出家之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付以大法。谓曰：“吾灭后六十年，当往震旦行化。”多罗既亡，师演道国中，久之思震旦缘熟，即至海滨，寄载商舟，以梁大通元年达南海。49，291a。
这里没有讲震旦“法器”，只讲“缘熟”，指的是震旦与大法有缘分。
《释氏稽古略》二也有这个记载：
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至其国，受其父王供养。得所施珠，试其所言。祖谓之曰：“汝于诸法已得通量。夫达摩者，通大之义也。宜名菩提达摩。”摩谘之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祖曰：“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生)震旦东土也，设大法乐，获菩提者不可胜数。”
下面谈到一个名叫佛大先的和尚，遇到般若多罗，舍小(乘)趣大(乘)，与达摩并化。后来达摩“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于是来到中国。49，796c～797a。
《续高僧传》十六《菩提达摩传》里只说：“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50，551b。没有讲到同中国的缘分，对中国的期望。
《佛祖历代通载》、《佛祖统纪》和《释氏稽古略》等三书中所讲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够清楚的了。但是，到了大同元年(535年)十月，达摩行将示寂的时候，他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惠可说的一番话，更是明白清楚：
吾有《楞伽经》四卷，亦付与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吾自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际会未谐，如愚若讷。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49，548c。
菩提达摩信奉的是佛教大乘，上面已经谈到过了。他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他到中国来是“为法求人”，这“法”就是大乘。他在中国看到了大乘气象，找到了大乘传人，“吾意已终。”他满意了。众所周知，中国千余年来，崇奉的就是大乘。这中间有什么必然性吗?这同我在本文中要探讨的问题有什么联系吗?我在本文结束时再来谈一谈我的想法。
还有一段神话似的故事，也值得提上一下。就在同一书中，在《佛祖历代通载》九中，讲到达摩示寂以后，“明年，魏使宋云西域回，遇师于葱岭，手携只履，翩翩独迈。云问：‘师今何往?’曰：‘西天去。’及云归朝，具言其事。门人启圹。唯空棺只履存焉。”49，548c。难道这里面蕴含着什么微言大义吗?
总之，从梁武帝和菩提达摩这个简单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来，这些东西都与佛教倒流有关。它起码暗示出，印度人认为中国人有学习并且发展佛教大乘的根器，这就给佛法倒流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现在按顺序谈翻译《道德经》为梵文的问题。
严格说来，这不属于佛教倒流的范围。但是，既然通慧大师讲到它而赞宁又记了下来，所以我也来谈上一谈。
《旧唐书》一九八《天竺国》：
有泇没路国 泇没路国及迦没路国，皆梵文K mar pa之音译。，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
《新唐书》二二一上《西域列传·天竺国》：
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