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怀念(2)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国还开始学习了几种别的外语。教学方法都是这个样子。相传十九世纪德国一位语言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只是一个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虽然有点夸大,但道理不能说是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成了某一派“革命”群众的眼中钉、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只脚”,批判得淋漓尽致。我宣传过德国的外语教学法,成为大罪状之首,说是宣传德国法西斯思想。当时一些“革命小将”的批判发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胡说八道,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教学法兴起时,连希特勒的爸爸都还没有出世哩!我是“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觉得这种教学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这就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留给我的第一个也是最深的一个印象。从那以后,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为止,我每一学期都必选教授的课。我在课堂上(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读过印度古代的史诗、剧本,读过巴利文,解读过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残卷。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专门研究范围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在这一方面,他是蜚声世界的权威。他的老师是德国的梵文大家吕德斯教授,也是以学风谨严著称的。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但是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按德国规定,一个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念三个系: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两个副系是斯拉夫语文系和英国语文系。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某一个教授做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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