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家人(1)

 

1980年1月8日初稿

1981年2月2日修改

三月初的德里,已经是春末夏初时分。北京此时恐怕还会飘起雪花吧。而在这里,却已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月季花、玫瑰花、茉莉花、石竹花,还有其他许多不知名的鲜花,纷红骇绿,开得正猛。木棉那大得像碗口的红花,开在凌云的高枝上,发出了异样的光彩,特别逗引起了我这个异乡人的惊奇。

就正在这繁花似锦的时刻,我会见了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的印度老朋友普拉萨德先生。

当时,我刚从巴基斯坦来到德里。午饭后,我站在我们大使馆楼前的草地上,欣赏那一朵朵肥大的月季花,正在出神,冷不防从对面草地上树阴下飞也似的跳出来了一个人,一下子扑了过来,用力搂住我的脖子,拼命吻我的面颊。他眼里泪水潸潸,眉头痛苦地或者是愉快地皱成了一个疙瘩。他就是普拉萨德。他这出乎意料的举动,使得我惊愕,快乐。但是,我的眼里却没有泪水流出,好像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泪水酿出。

这自然就使我回忆起过去在北京大学的一些事情。

普拉萨德是在解放初期由印中友协主席、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老朋友森德拉尔先生介绍到北大来任教的。他为人正直,坦荡,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从来不弄什么小动作,不耍什么花样。借用德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语:他忠实得像金子一样。在工作方面,他勤勤恳恳,给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决不讨价还价。因此,他同中国教师和历届的同学都处得很好,没有人不喜欢他,不尊重他的。他后来回国结了婚,带着夫人普拉巴女士又回到北京。生的第一个男孩,取名就叫做京生。长到三四岁的时候,活泼伶俐,逗人喜爱。每次学校领导宴请外国教员,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要京生高唱《东方红》。此时宴会厅里,必然是笑声四起,春意盎然,情谊脉脉,喜气融融。

时光就这样流逝过去。他做的事情都是平平常常的事情,过的日子也都是平淡无奇的日子。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惊人的变化,也没有难忘的伟绩。忘记了是哪一年,他生了肺病,有点紧张。我就想方设法,加以劝慰。我现在已经忘记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估计像我这样水平低的人,也决不会说出什么精辟的话。他可就信了我的话,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又忘记了是哪一年,他告诉我,想到莫斯科去参加青年联欢节。我通过有关的单位,使他达到了目的。这些都是小事,本来是不足挂齿的。然而他却惦记在心,逢人便说。他还经常说,我是他的长辈,是他的师尊。这很使我感到有点尴尬,觉得受之有愧。

天不会总是晴的,人世间也决不会永远风平浪静。大约是在 1959年,中印友谊的天空里突然升起了一团乌云。某一些原来对中国友好的印度人,接踵转向。但是,普拉萨德一家人并没有动摇。他们不相信那一些造谣诬蔑,流言蜚语。他们一直坚持到自己的护照有被吊销的危险的时候,才忍痛离开了中国。

接着来的是一段对中印两国人民都不愉快的时光。我自己毕生研究印度的文化和历史,十分关心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这一团乌云的遮蔽下,我有说不出来的苦恼,心情很沉重。我不时想到普拉萨德,想到他那一家人。当他们还在北京的时候,我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想过。现在一旦暌违,却竟如此忆念难置。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其中的缘由。难道我也想到“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吗?我不知道,普拉萨德一家人在想些什么,他们在干些什么。但是,我对于他那一家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是从来没有怀疑的。我相信,他同广大的印度朋友一样,既能同中国人民共安乐,也能同我们共忧患。他们既然能度过丽日和风,也必然能度过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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