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若能完全按《周礼》治国，虽不及汉唐旧制，也还凑合着是一番新气象。可洪虽抄袭《周礼》，却无《周礼》放手诸王自治的气度胸襟，是一个“专制的天王”（罗尔纲先生语）。洪秀全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又对周礼进行修改，设立层层禁止，使得诸王完全控制在天王手中。于是太平天国的制度，承袭了《周礼》机构臃肿重叠的弊病，却又未得《周礼》的自治精神，所谓“扁担挑钢钵，两头都滑脱”，诚为可叹。
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的名义改正朔，颁布新的历法，推行《天历》。《天历》虽以正军师东王杨秀清的名义发布，实际应是冯云山在狱中所作。关于天历，有个趣事值得一提：咸丰四年，一个叫张炳垣（罗尔纲的书上写作张继庚）的秀才联络城内心怀不满的士兵和群众，预谋打开城门，迎清军入城。这个秀才的本事极大，居然躲过太平天国的严密监控暗中勾结了六千人。他的阴谋最终败露，因为张炳垣约定的时间是按天历算的，清军的时间是按旧历算的，两者相差六天。张炳垣这个秀才对太平天国尤其是杨秀清本人权威造成的伤害也许比向荣还大，堪与江忠源相比。张秀才在被抓获后，杨秀清亲自主审案件，张炳垣成功地让杨秀清相信指控他通敌的证人张沛泽在吸食鸦片，因畏惧张炳垣告密而反诬他通敌。和石达开、李秀成放纵士兵吸食鸦片不一样，杨秀清对部下吸食鸦片处罚极严，于是在对张炳垣的指控得到证实之前，证人张沛泽等已被全部处死。韦昌辉接手此案，用了些花招套出了张炳垣的阴谋，这时他又供称有三十四名高级将领与其合谋，刺杀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中计，将这些无辜的将领一概处以极刑。张炳垣被处决前在刑场上揭开了事情的真相，无情地嘲弄了杨秀清的智力，在大笑中下去会见他所忠于的阎罗妖道光皇帝去了。
洪秀全又颁布《太平礼制》，规定上下尊卑关系，“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这个举措遭到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所有历史学家一致的讥讽。《太平礼制》规定了各级诸王、将领、士兵各自的服饰、称呼、朝仪上的级别，等级森严，琐碎龌龊。仅举三例（详细的见附录）：关于服饰，由于洪秀全极“脱俗”的品味，规定“红黄二色，为天朝贵重之物”，只有官员可“遵官职制造穿着，无官之人，仅准红色包头，其汗袍、蚊帐、足裘尤不准用”“以判崇卑”，如有不遵定制，即“斩首不留”。关于仪卫舆马，规定官员都坐轿，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最下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东王仪仗多至千数百人，有开路龙灯等器物。关于称呼，《太平礼制》规定务种等级的称呼：“王长女臣下称呼长天金，第二女臣下称呼二天金”；“丞相子至军帅子皆称公子。但同称公子亦有些别，如丞相子称丞公子，检点子称检公子”；“丞相女至军帅女皆称玉”，“军帅女至两司马女皆称雪”（具体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一）。洪秀全的想象力有限，编造的名目极其可笑，以至于对太平天国起义赞誉有加的罗尔纲先生也骂其琐碎龌龊，称开路龙灯等为无聊器物，“很像乡村里迎神赛会”。
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冯云山主笔的三篇讨清朝的檄文，其中《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影响最为广大。《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写作上很有些特点，其一，是突出民族革命的特色，着重强调满汉之别。强调满清是异族统治，荼毒中华数百年，要唤醒汉族的民族意识，起来搞民族革命，夺回自己的基业，“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其二，淡化拜上帝教的色彩。虽然檄文例行公事地宣讲了拜上帝可得救等宗教理论，但檄文的主体，主要在强调满清王朝对汉族的压迫。檄文回避了拜上帝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敌对关系，尖锐了汉族和满族的对立，而太平天国则以汉族的正统，汉人的解放者自居；其三，因太平天国所争取的对象是缺乏文化的农民，檄文并不深入宣扬传统政治理论中的正统之争、夷夏之别，放弃了空洞的“反清复汉”口号，只谈满族对汉族的掠夺和欺凌，尤其强调了旗人奸污了大量的汉族美女，“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又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这比夷夏之别更容易激起粗鄙汉子的反感，宣传手段高明到了极点（如周星驰电影《鹿鼎记》，陈近南发展韦小宝反清时说，反清复明跟阿弥陀佛一样只是个口诀，重要的是满清抢走我们的银子跟女人）；其四，使用了形象生动的谩骂，同样“复汉衣冠”，冯云山写得十分有趣，“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檄文对满族的祖宗进行了极其刻毒的辱骂，“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诅咒到了极点。中国自古檄文，虽时有人身攻击，却均出斯文人之手，最歹毒莫过骆宾王，也只骂到“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冯云山如此粗鲁的中伤，咸丰看了不气得五内俱摧才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