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1946年

此文收入本书时有节略。

这完全是对我自己的总结,因为这样干的人极少。

我这样做,完全是环境造成的。研究学问是我毕生兴趣之所在,我的几乎是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这上面。但是,在济南高中读书时期,我受到了胡也频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的影响和鼓励;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又受到了叶公超先生、沈从文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的奖励,就写起文章来。我写过一两首诗,现在全已逸失。我不愿意写小说,因为我厌恶虚构的东西。因此,我只写散文,六十多年来没有断过。人都是爱虚荣的,我更不能例外。我写的散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上述诸先生的垂青,后来又逐渐得到了广大读者的鼓励。我写散文不间断的原因,说穿了,就在这里。有时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换一换脑筋。就像磨刀一样,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人生一乐也。我自知欠一把火,虽然先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理事、顾问,却从来不敢以作家自居。在我眼中,作家是“神圣”的名称,是我崇拜的对象,我哪里敢鱼目混珠呢?

至于搞翻译工作,那完全是出于无奈。我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以后,我在德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研究工作,由于国内资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张。当时内心极度痛苦。除了搞行政工作外,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必须找点工作干,我指的是写作工作。写散文,我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要抒发。我主张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不能讲假话的;硬往外挤,卖弄一些花里胡哨的辞藻,我自谓不是办不到,而是耻于那样做。想来想去,眼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搞翻译。我从德国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文学作品。最长最重要的一部翻译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翻译的产生是在我一生最倒霉、精神最痛苦的时候。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虽然已经被放回家中;北大的“黑帮大院”已经解散,每一个“罪犯”都回到自己的单位,群众专政,监督劳改;但是我头上那一摞莫须有的帽子,似有似无,似真似假,还沉甸甸地压在那里。我被命令掏大粪,浇菜园,看楼门,守电话,过着一个“不可接触者”的日子。我枯坐门房中,除了传电话,分发报纸信件以外,实在闲得无聊。心里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于是就想到了长达两万颂的《罗摩衍那》。从文体上来看,这部大史诗不算太难,但是个别地方还是有问题有困难的。在当时,这部书在印度有不同语言的译本,印度以外还没有听到有全译本,连英文也只有一个编译本。我碰到困难,无法解决,只有参考也并不太认真的印地文译本。当时极“左”之风尚未全息,读书重视业务,被认为是“修正主义”。何况我这样一个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门房中摊开梵文原本翻译起来,旁若无人,这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至少也得挨批斗五次。我哪里有这个勇气!于是我晚上回家,把梵文译为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枯坐门房中,脑袋里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我被进一步解放后,又费了一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全书的译文整理完。后来时来运转,受到了改革开放之惠,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文出版,这是我事前绝对没有妄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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