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早期走向“汉化”的历程里，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北魏太武帝三朝的汉族士大夫崔浩，在北魏汉化关键过程里，他和拓跋鲜卑早期的帝王们一样，最终成为了一个悲壮的殉道者。
关于他的身份，至今还有一种争论：潜伏!相当多的史家信誓旦旦地认为，这位学问渊博、身份高贵的大臣，其真实身份是南朝汉族政权派入北魏政权的奸细。对于一个对北魏忠心耿耿的名臣来说，这样的评价显然令人啼笑皆非。但细观此人的一生，这类的评价，也显得有一些“道理”。
崔浩，字伯渊，河北清河人，虽然他是否是卧底的说法，经常被人争论，但他的另一个身份却是无可争论的：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无论他是不是卧底，对于北魏的发展壮大，身为三朝元老的他，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崔浩的出身很高贵，他的家族河北崔家，世代都是高官显贵，是当时出名的士族大家，与当时河北另一个大家族卢家也是儿女亲家。他的先祖崔林，三国的时候为曹操做过高官;他的曾祖父崔悦，在羯族后赵政权里做过司空;他的祖父崔潜，在后燕做过侍郎;父亲崔弘，到了北魏的时候受封白马公。在世家大族当道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中国北方，像崔浩这样的家族，素来都是稍微有政治头脑的政权，无论汉胡，都争相拉拢的香饽饽。
到了崔浩这一代，更加青出于蓝胜于蓝。崔浩的父亲崔弘，本身就是以学问著称，年轻的时候号称冀州神童，崔浩更厉害，不但博闻强识，而且博学多才，对儒家以及佛家的典籍都有研究，科学造诣也很深，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公认的通才。20岁的时候，崔浩就成了著作郎，也就是北魏皇帝的私人秘书。那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时期，崔浩以一手漂亮的书法，得到了拓跋珪的赏识，当时拓跋珪大部分的诏书，都是由崔浩执笔的，皇帝的私人秘书，在今天看来是个让人羡慕的工作，但放在拓跋珪时代，却是一个人人都要躲的工作。崔浩给拓跋珪做秘书的时候，正好是拓跋珪人生的晚期，当时连续发生贵族叛乱，3个从小情同手足的堂兄，都因为反叛自己而死，这一切对拓跋珪的刺激是非常大的。这位一生文治武功良可称道的英雄，在晚年却变得精神分裂，不但喜怒无常，还喜欢“磕药”，服用一种叫“寒食散”的毒品。每次嗑药的时候，还经常借故杀人，那时候他身边的官员甚至太监宫女，经常莫名其妙地就被他干掉了，所以每当拓跋珪嗑药的时候，别人都是能躲就躲，唯独崔浩不躲，不但不躲，还主动侍奉在拓跋珪的身旁，鞍前马后非常殷勤。但不躲不意味着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公元409年，拓跋珪的儿子拓跋绍发动政变，杀死了拓跋珪，并且逼迫满朝文武向他效忠，崔浩既不反对，也不配合，和父亲崔弘一起装病在家，这场政变持续了没多久，就因为太子拓跋嗣的反攻倒算而失败了。事后拓跋嗣即位，即历史上的北魏明元帝。崔浩虽然在这次政变中失语，但因为他侍奉父亲时候的忠孝行为，外加拓跋嗣本人，也是一个汉化比较深的帝王，因此对崔浩非常敬重，拓跋嗣即位后，册封崔浩为“博士祭酒”，即皇帝的私人家庭教师。拓跋嗣经常利用各种机会，让崔浩为自己讲学，拓跋嗣虽然对汉文化很有兴趣，但是他认字不多，所以学问渊博的崔浩，这下有了用武之地。趁着给拓跋嗣讲学的机会，崔浩建议拓跋嗣调整内外政策，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尽可能地爱惜民力，不要贸然发动战争，在他的劝说下，拓跋嗣开始改变拓跋珪时代四处扩张的政策，并且把北魏的均田制推广到全国。北魏统治区内的政局，因此而稳定下来，这几年对北魏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拓跋珪虽然一生建树颇多，但是长期的征战，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经济贫困，拓跋嗣在即位早期，也想过乘胜追击，继续扩张地盘，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北魏很可能走上五胡十六国时代诸多政权因为穷兵黩武而亡国的老路了。
这时候的北魏，面临的问题远比想象中的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的疲敝，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北魏的地盘，当时主要包括山西、河北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的战争，造成了当地的贫困，虽然有屯田等各项政策，但是都是对长远有利，很难解决眼前的问题。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也和北魏作对，公元414年至415年，中国北方发生了大面积自然灾害，尤其是在中国河北、山西地区，可以说赤地千里。这种情况引起了北魏朝廷的恐慌，本身北魏建国早期，在是否转化为农耕定居问题上，北魏鲜卑贵族的反对声音就颇大，这下又一次老调重弹，但当时是否农耕定居是其次的，关键是怎么度过此时的灾荒。当时北魏的灾荒已经严重到连国都的粮食都很少了，这时候主流的观点，就是迁都，将国都迁移到储粮充足的河北邺城地区。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但当时把持大权的鲜卑贵族纷纷赞同，许多汉族士大夫也表示赞成，在满朝的赞同声音中，唯独崔浩唱反调，他只反问了一句话：今年平城闹灾，我们可以迁都到邺城，那么明年邺城闹灾，我们又可以迁都到哪里去呢?一句话，就把北魏的官员们驳得哑口无言，甚至北魏明元帝本人也深以为然。当然崔浩反问，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他马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把都城最穷的农户，分配到各个州县就食，并且国家向富裕的世家大族告贷，要求他们出粮，来年再按照利息偿还，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公债了。反对迁都看似简单，其实意义重大。当时的北魏皇朝，特别是上层的鲜卑族贵族，依然保留着传统游牧民族的观念：反正是这里闹灾了就迁到别处去，但是他们忘记了，这时候的北魏已经不是游牧部落，反而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国家政权，都城就是国家的根本，轻易迁都势必引起国家的变乱。如果当时没有崔浩，北魏迁都的事情肯定顺理成章，外加自然灾害严重，到那个时候，北魏很可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如果是那样的话，后来雄踞中原的北魏鲜卑王朝，也就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