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情感色彩浓重的突围。
它符合中国政治的历史特点。
这是一个国的“韦斯巴芗式”的两难之境。
据说在这位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时,有心测试他的主教,将皇冠和法典放在天平的两端。如果他双手捧起皇冠,天平倾斜,法典就会当众落地。如果他首先捧起法典,以证明自己对法的重视程度远胜过对皇权的重视,那么皇冠也会当众落地,而那对于他意味着不祥之兆……
仪式规定他不可以同时拿两样东西。
于是他只得连同天平一起捧了过去。
而中国摆脱两难之境的办法是——只从所谓“太子”中选拔了少数人培养从政。他们的人数在今天一一算来,十个指头数两遍也就差不多全包括了。时值中国的经济要腾飞,其余的他们便被鼓励去经商。
如果中国人较为平和冷静地想一想,则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干子女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血缘原则”。
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位相当走红的女电影明星,与一位父辈姓名掷地有声的高干子弟双双坠入情网。
而他的母亲坚决反对,并且严厉地批评他说：“中国没适合你的女孩子了？干嘛非要从边边角角的人堆儿里找对象？”
而他的父亲已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其实家族中已没了权力支柱。
除了从政,中国以往的高干子弟们还适合选择其他的什么职业呢？
总不能在“文革”结束后,依旧撒手不管地打发他们还去当普通一兵、当工人、当农民、当机关小办事员吧？
于是他们被鼓励去经商,在当年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可以说“幸而”中国又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出路。
当我们中国人析明了以上背景,我们似乎也就对某些高干子弟如今在中国商界的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看待得较为符合中国特色、较为客观温和了。
“那就让孩子们到商业领域闯一闯吧,中国将来也需要商业人才。”
这句在民间几乎人人皆知的话,即使是杜撰的,即使严格地要求不应打上引号,想来也跟原版的意思差不太多。
而既然当初是鼓励他们去“闯一闯”的,那么肯定要给他们“闯一闯”的种种必备的条件和万无一失的保障。这些条件和保障如果给别人,别人也会“闯”出一份产业的。但作为中国人,这一种平等的要求,在当年的中国,是单纯幼稚的要求，现在也是，具有“不可理喻”性。正如以这一种单纯幼稚的平等要求的意识看中国现象,皆具有“不可理喻”性一样。
事实上,当我们中国人看着他们中的某些人如今俨然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并且推断他们家私多少心怀嫉恨诅咒世事不平时,我们也许不大能想到,这些上一代共产党人变了种的子女,当初不得不退离中国政治时,是很有几分依依惜别,几分意灰志冷,几分失落和几分对人生前途的渺茫惆怅的。那才是——“若问此愁深浅,天阔浮云远。”
当年我曾在朋友家中“有幸识君”。
当年我三十七八岁,他看去小我二三岁。其父乃调入京城不久的某“地方元老”。他是其家子女中的“老末”。话不多,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仿佛刚丢了什么贵重之物,来找我那位朋友商议报不报案。
朋友当着他的面对我说：“你可别见怪,他不是成心冷淡你。他近来心情不好。”
隔了会儿,又当着他面对我说：“他被从‘梯队’名单中划掉了。”
我困惑,不禁地问：“什么‘梯队’？”
“干部接班人‘梯队’呀!”——朋友回答了我之后,转而劝他：“想开点儿,你现在经商不是也挺好嘛!当官的有车,你也有车；当官的有秘书,你也有秘书,而且可以任由你随时聘换更年轻、更漂亮的秘书；当官的出国,你也可以出国；当官的请客,谱儿大了违反党纪,你请客,不论多少钱一桌那也是商务需要,你还想咋的呀？”
他阴沉着脸说：“但有一点我已经明摆着和他们不一样了。他们的儿女将来填简历时,父职那一栏是高干,我的儿女将来怎么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