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文人—长沙谈鲁迅(2)

鲁迅、胡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他们二位的是非,牵涉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心理问题,这里不展开。我的意思是说,人不免有所偏爱、有所倾向,但前提是有所判断、有所选择。从五四直到1949年,中国幸亏有一位胡适,也幸亏有一位鲁迅,幸亏有人反对胡适,也幸亏有人反对鲁迅——在他们二位之外,中国还幸亏有其他不同主张、不同学说、不同性格、不同来历的人物。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鲁迅被独尊、胡适被批判,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抹杀,总的目的,就是剥夺我们的常识、判断与选择。这种剥夺的后果,是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我们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

我爱鲁迅,自以为熟读他的著作。八十年代以来,我开始读到胡适的著作、梁实秋的散文,还包括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等其他民国文人的作品——我发现,我喜欢梁实秋的散文,喜欢沈从文与张爱玲的小说,2007年我读过的最好的书,就是胡颂平编写的《胡适晚年谈话录》,我同时发现,阅读民国其他作者的作品,使我对鲁迅的敬爱与了解,获得更深的理由,这种了解,有一部分即来自胡适。

五十年代初,当中国神化鲁迅、批判胡适时,胡适正在纽约流亡,他知道对他,对死去的鲁迅,发生了什么,他有一次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大家会说,这是一面之词,不可能得到鲁迅的同意或反对,因为鲁迅那时已去世将近二十年,但不论我们是否相信,或怎样解释这句话,胡适说了这句话,这句话也说出了胡适,并说出了五四那代人的关系。

一个文人艺术家身后的毁誉,不绝于史,本来不奇怪,但像鲁迅与胡适这样的公案,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是否曾经发生过。孔夫子自称“丧家狗”,不是因为政治迫害,而是报国无门;诗人屈原投江的原因之一,是失宠于楚怀王;画家毛延寿被皇帝处死是他隐瞒了王昭君的美貌;纪晓岚得罪了主子,被放逐新疆,结果乾隆帝想念他,又将他召回来;至于司马迁、嵇康和金圣叹这些人物的致残和致死,是属于言论获罪。这类记载不绝于史,但毕竟那是古代,而鲁迅与胡适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

苏联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但远远比不上我们。此外,有哪个现代国家的政府、政党,以至于全国、全民,会对两个文学家思想家作出类似的贬褒?在法国,萨特与他的同学,同样是哲学家的阿隆,思想对立长达半世纪,萨特和他存在主义的同志加缪,公开绝交,可是法国政府和政党不会介入这种文人的分歧。更早时,纪德与罗曼· 罗兰前后访问苏联,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出了书,引起激烈争论,可是政府和政党也没有对哪一方肯定或者批判。大家知道美国著名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有乔姆斯基,有苏珊·桑塔格,可是美国还有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未必喜欢他们,认同他们。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在鲁迅与胡适的时代,有左翼,有右翼,还有别的主张与派系,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别的政党,即便在各种党派或集团内部,也有左翼、右翼、激进派、保守派、温和派,如果要细分,还有极左、极右,或者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等等等等。在文艺群体中,同样有各种主张、各种主义、各种派别,虽然有的很强大,占据主流,有的很脆弱,处于边缘,有的比较成熟,有的非常幼稚,但都能够发出声音,做点事情,能够保有各自的空间。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左翼文艺开始遭遇厄运,其中代表人物如胡风、丁玲、艾青、萧军、江丰等等“反党分子”与“右派分子”的命运,大家耳熟能详,不多说,到“文革”发生,党内权威理论家胡乔木、文艺教皇周扬、努力改造的小说家巴金、革命作曲家贺绿汀,还有几乎全部的革命画家、革命导演、革命演员,甚至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大批遭殃,或者被迫害,或者被置于死地……

今天的博士生应该做好多论文,详细寻找1949年以后在各个专业领域被刻意褒贬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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