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回讲演讲下来，我久已存心写写这桩离奇而真实的大公案：胡适，鲁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国而共和国，再加台湾岛，前后左右，三种是非观，三份教科书，三组话语场，于是胡适鲁迅分别变成三个人：一位活在民国，一位待在大陆，一位远去台湾。换句话说，倘若民国的文人、49年后的书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谈胡鲁，怎么说呢，恐怕是一场话语和观念的三岔口。即便三者都爱胡鲁的书，也会被历史的分离所错置，各持文化记忆之一端，彼此难懂，彼此扑空——其实何止胡鲁二位呢，几乎所有民国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为三，活在无数误解正解与新说谬说中。
我不是指国家的统一。我也不相信穿越时间的历史人物居然一如当初——孔夫子或曹孟德果然是经文戏出里的那个人么——鲁迅与胡适离我们实在并不远，倘若文化中国不割离，五四传统不裂变，则胡适鲁迅不该在两岸此消彼长的历史剧情中，忽而被禁绝，忽而成显学，忽而当圣人，忽而作恶魔……面见海婴先生的一刻，我确认鲁迅是一位人父，是阜成门外与山阴路底的居民，是那些手稿与著作的主人。当我结结巴巴试图描述我所望见的鲁迅，我是在说出我的相信与不相信，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娓娓辩护。在这辩护过程中，我想象鲁迅与他的敌友们活在众声喧哗的民国。
所以我很少很少谈及鲁迅的文章：他无须辩护。他的自供词与辩护状，就是他写的书。
说来奇怪：自从公开讲过鲁迅后，近年，我竟不很经常念及老先生了。什么缘故呢？而近日校稿，逐篇一过，又发现我关于大先生想要说的话，其实并没说出来。集子里末一篇《鲁迅的墓园》，写在2000年，当时就算借此还了爱敬鲁迅的愿。现在选作附录，顺便再补几句闲话吧：那一次，我在虹口公园注意到毛泽东手书的鲁迅墓碑给两侧的美树遮没了，及后见到海婴先生，他就说，他曾几度向上海市政府申请作修剪，迄今没下落。我暗想：花木无心，遮没了，岂不也好。记得鲁迅初葬的那块碑，字体拙朴，笔锋转折竟有鲁迅手书的圆润而内敛，谁写的呢，动问海婴，原来竟是他七岁丧父时，由母亲扶持着，一字一字亲手写成的。
呜呼！愿有关鲁迅的想象汇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为弟弟的几句话，雏儿的几个字，鲁迅之为鲁迅，算是有一份平实的交代与存证在，纵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
2010年12月31日写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