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债券买卖股票承销是投行最基础的业务，也是所有投行交易中收益较低的部分。
根据股票发行规定，通常情况下，承销费用介于5%到7%之间，特别情况略高，但一般不会超过10%。利润与风险成正比，相比其他投资生意，承销业务风险小，利润低，基本挣不到什么大钱。
1997年，高盛助推东航、南航和中国移动三家大型国有企业多地上市，直接获利超过1.4亿美元。不过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这三次承销，高盛积累了丰富的运作经验，成功介入盛行一时的国有企业重组，不但在中国企业界站稳脚跟，还树立了一定名声，人头混熟之后，迅速向政府靠拢。
事实也将很快证明，高盛所采取的循序渐进的扩张方式是行之有效的。
1997年3月，保尔森访问中国，记者胡舒立去北京亮马河大厦的高盛北京办事处采访他。这是胡舒立第一次见到保尔森，51岁的他“看上去老态、秃头，嗓音沙哑，说话直来直去”。之后几年，胡舒立多次对他进行采访，都没有这一次印象深刻。
交谈结束后，胡舒立写了一篇《高盛： 我们追求最佳而非最大》的报道，刊登在当年第四期的《资本市场》杂志上。虽然并未引起轰动效应，却客观地转达了高盛对中国市场的态度。
自从199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保尔森每年都会到中国考察，到1997年，已经不下20次。美国投资家中，对中国兴趣如此浓烈持久，实属罕见，在同行看来，保尔森俨然一个“中国通”。这一次来中国，除了视察高盛的中国生意，他还将与一个叫胡祖六的中国人见面。
胡祖六是一个经历丰富的海归。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公派哈佛留学，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多年，练就一身高超财技。加之其心思缜密，善于交际，精心经营各界关系，不仅与国内权贵相识，还和许多美国大人物建立了关系。
1996年，胡祖六辞去担任六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职务，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崭露头角。置身风景如画的瑞士，胡祖六觉得非常寂寞，与风头正盛的亚洲相比，“欧洲太安静了”，由此萌发回国之意。
恰在此时，一位在高盛工作的同学把他推荐给了保尔森。
保尔森正欲开拓中国市场，急缺人才。几番交流下来，保尔森对胡祖六刮目相看，认为他精力旺盛，年轻有为，了解中国国情，在政商两界颇能吃得开，是理想的中国人才，因此毫不犹豫地雇佣了他。
1997年，胡祖六正式加盟高盛，成为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实际上，投行经济学家本身是为客户提供服务而存在的，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高盛增加了为政府提供咨询的业务。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们和政府打交道，与其说是经济学家，不如说是替公司进行政府公关。
关于投行的高级中国雇员，业内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太偏重外国雇主，和中国政府对立，无法搞好政府关系，外国雇主不会雇佣他；但是，如果太偏向中国政府，损害外国雇主利益，就会失去饭碗。”
保尔森显然深谙用人之道，关键时刻起用胡祖六，很快便证明是明智之举。
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风雨侵城，东南亚国家货币体系一泻千里，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并不看好。一时间，中国怎么办？会不会卷入金融危机？人民币会不会贬值？诸如此类的疑问扑面而来。
面对各种充满悲观色彩的猜测与论调，胡祖六大胆断言： 人民币不会贬值！
诚如斯言。1997年下半年，金融风暴黑云压城，侵入香港，威胁内地。时值香港回归，股市暴跌，港人资产大幅缩水。为抵御危机，中央政府鼎力支持，特区政府果断介入股市，与热钱展开“肉搏战”，最终迫使国际炒家弹尽粮绝，落荒而逃。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信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保持经济坚挺的底线，并频频挥出重拳，御敌于国门之外，在亚洲各国纷纷败退的寒冬中傲然独立，显示出强劲的生命活力。
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胡祖六的预言，不禁对其刮目相看。
胡祖六以这个方式证明自己的能力，也为高盛在国际资本市场，尤其是在中国国内赢得话语权。自此，他成为保尔森开拓中国业务的得力干将，为高盛日后在中国呼风唤雨铺路搭桥。
保尔森有一套用人的手腕。他看得明白，胡祖六是一个人脉丰富的年轻人，只是羽翼未丰，才不得不置身于高盛门下，日后必将有一番作为。因此，他颇为重视和胡祖六的关系，自己出书，中文版序言就请胡祖六作序；后来当选美国财长，胡祖六曾送其一幅国画。保尔森视为珍宝，把办公室原来那幅名家画作取下，送到博物馆珍藏，将胡祖六送的这幅画挂在办公室墙上，一挂多年。
胡祖六对之颇为感激，大力耕耘中国市场，为日后高盛超越摩根士丹利、瑞银，成为中国最风光的一家国外投行立下汗马功劳。
1997年，在胡祖六的操作下，高盛开始进入参与中国政府的全球债券发行业务。
债券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亮色。自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历经16年坎坷，债券市场几经起落，终于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迎来发展的历史契机。这年，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各类债券层出不穷，市场空前活跃，丝毫不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
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债券可以直观反映一国的金融风险，当1美元债券有0.7美元标价时，套用市场说法，这个国家经济有30%的几率将崩溃。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各国债券一落千丈，韩日债券迅速贬值，使国家面临生死挑战。［5］
形势如此严峻的大环境下，唯一屹立不倒的只有中国债券。
在严酷漫长的危机面前，亚洲债券市场萧条落寞，由于成本过高，中国多家机构取消了融资计划。
由于国家外汇存在大幅缺口，迫切需要筹集一定数量的美元和马克。亚洲市场显然不再适合融资，经高盛建议和指导，财政部发行价值5亿美元的全球债券，在卢森堡上市。一年后，财政部再次与高盛牵手，在华尔街成功发行10亿美元全球债券。
1998年，金融危机阴霾未散，中国政府发行的全球债券的票面利率较当时的10年期美国国债高280个基点。债券上市后，引起了国际投资界轰动，国外舆论纷纷评价： 这次中国政府发行全球债券的成功，是国际投资界对中国政府投下的信任票，是对中国经济前途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