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城里，我看着新修的马路被一次次挖开，虽然GDP因此增长，有人因此大赚其钱，但既然总要这样折腾，为什么不给马路预装一根拉链，而且只在半夜时分悄悄拉开？为什么人民（当然包括行人）没有免于被折腾的自由？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
高兴。
我照章纳税十几年，没有收到过一张税单，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税款最后用在哪里。为什么我只看得到税务局，却看不到“税权局”？为什么宪法里只有纳税的义务条款而无权利条款？都说预算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看不到公共预算？没有预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见的政府”，没有预算公开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为此，我不
高兴。
今日中国，“拆迁党”四处招摇。在没有《物权法》时，我盼着《物权法》出台，以阻挡“推土机经济”扫荡民宅；然而《物权法》出台后，扫荡民宅的事仍然时有发生。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讴歌“‘钉子户’引导人民”，然而事实却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却是穷人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官商勾结的推土机更能进”。为此，我不高兴。
独坐书房，读西欧财政史。读到十七世纪英国中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到5%，想起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占到了20.80%，而且全年财政收入的1/3被用于“三公消费”；想起大学生不去创业，而是争考公务员。国富民穷，权力诱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时而文思泉涌，给一些媒体写文章，谁知文章发表后里面有几句话不是我写的，而我写的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为此，我不高兴。
打开电脑，我做网站，有人不高兴。我不做网站，只看别人的，有人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优先于我不高兴？下网之前，我看见周久耕说不让房价下跌是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周久耕他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为此，我不高兴。
深更半夜，我打开电视，无数影视明星和药贩子混在一起，还在像吃了春药一样亢奋。他们从早到晚贩卖假药，和那些电视台一样不知羞耻，只当这一代中国人全是最易上当受骗的“东亚病夫”。不是要反低俗么，怎不见有人管？为此，我不高兴。
网络销售大行其道，如今实体书店一家家倒闭。偶尔逛书店，发现几个“不高兴”的人偷梁换柱、以偏概全、炫耀肌肉，以中国的名义冒充我在不高兴。为此，我不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