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自己的大乐趣就在于思想，正如我相信我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那么，我对自己的写作又抱有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李慎之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流血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流汗的世纪。这一判断同样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我从来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
我写评论，这首先是一种思考与表达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未必会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会将自己每天的写作当作一种关乎良心的祷告。既然不希望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过尽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兴邦，改天换地？
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癫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在平常的写作中，不管实际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适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培云，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鲁迅”，这样的时候，也许他是在开玩笑，也许是在赞扬我，但是说实话我会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会想到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想到胡适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想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够宽厚，写作是不是过于凌厉。
我承认，我更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百花凋零，独自叹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遥想胡适先生当年，不仅挨了鲁迅的骂，挨学生（毛泽东）的批。1928年，由于写《人权与约法》，还坐过国民党的几天牢。据说，若不是《纽约时报》参与营救，还险些被判了死刑。胡适的一生会因为同情而让步，却从未屈服过。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
大概是2003年前后，我在法国的电视台上无意间看到一则歌舞剧的片花。雄浑的音乐、宏大的场面让我激动不已。歌舞剧的名字是《斯巴达克思》，我印象最深、最让我回味无穷的是其中一句歌词“Je reviendrai，je serai des millions”。为此，我还特别将它译成了很上口的八个字——“我将归来，万马千军”。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适合一个远赴他国求学的游子的。即使是一个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未来可期。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学业较忙，未能亲临演出现场。而在我离开巴黎时，想买张碟已是难上加难。其后几年间，每次返回巴黎时，不忘在音像店里翻箱倒柜，但都一无所获。谢天谢地，在2010年的秋天，我突发奇想，竟然在国内的网站上买到了。
我从来没想过要到国外定居，我注定要回到中国，我犁铧一般的笔尖注定是要落在这片土地上。区别在于，虽然我希望自己带领万马千军归来，但是我的理解和舞台剧里的斯巴达克思不同。其一，我所期望的万马千军，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其二，我所期望带领的，不是纵横沙场的万马千军，而是我孤身一人。我不会像芮成钢那样做急于“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世界”的“三表人材”，我只想做“一表人材”，只代表我自己，靠着自己的经验与理性发言，不强迫任何人。
而且，我分明看到，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那些能够带领万马千军的人，未必能带领好自己。关于这一点，看看当年袁世凯的凄凉晚景就知道了。另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是，打得了江山，却丢掉了自己。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当以独立思考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比带领好自己更重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