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我的父亲，一位憨厚而怯弱的农民，在我五岁那年，从生产队给我买来了一支没有花纹的铅笔，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支笔，也是父亲给我的最大恩情。写到这里，我差点要掉下泪来。还记得那个夏日的傍晚，我光着膀子，将铅笔别在小短裤的松紧带上，在村子里四处炫耀。虽然那时还不知道这支笔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我的确非常喜欢它，知道它很重要，并且感受到了它可能给我带来的求知的乐趣。这也许就是人的天性吧，我天生好学，在我还未入学的时候，因为能做五年级学生给我出的数学题，而且喜欢眨眼，我已经是闻名于方圆几里的小天才了。
我的乐趣并不在数学，而在语文。十五岁时，我上高二，在学校办起了文学社，开始给各年级送一份由我亲自刻写油印的文学刊物。所以我一直说，在考上大学，提着笔杆子进城之前，我最初的想法是要写诗歌或者小说的。那个年代，诗歌未死，乌托邦还在，小说依旧寄寓青春梦想。只是时光流转，阴差阳错，多年来我诗只写了几首，小说未着半字，评论倒是写了一千篇。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近几年，不少写诗歌或写小说的人也开始改行，该出手时就出手，做起了评论员来。这一切转变，恐怕是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象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象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的创造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试想，在平常寂静的午后，当你翻开书页，怎会在某篇小说中读到“躲猫猫”、“被自杀”、“牵尸谈价”、“临时性强奸”、“恨爹不成刚”等诡异的章节，狰狞的诗意？
和现实相比，诗人与小说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输掉了修辞的能力。难怪有人说，转型期的中国不需要小说了，诗歌也一样——现在需要的是评论。而我，正是在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并由着自己思考问题的乐趣，卷入到评论写作中来的。
还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参加报社的工作没多久，有机会开专栏写评论。而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领导之领导下达的小要求：“评论可以写啊，但不能有观点。”好在事在人为，这个“第22条军规”并没有完全阻碍我的成长。2002年，在大学毕业六、七年后，我辞去了第一份工作。回想那次辞职的过程，其间不乏惆怅与纠结。在此之前，因为希望报社能给我一个外派的机会，再加上日报是以日为工作单位，醒来就得继续工作，不能对未来做一个很好的打算，为此蹉跎了不少岁月。直到一个清凉的夜晚，我下完夜班准备回家，就在我独自走下报社大楼去开自行车锁的那一刹那，像是突然被电击了一样。我听到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嘿，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机会呢？你年轻，还有梦想，你能为自己决策。那个有决策权的你为什么不给有梦想的你一个机会呢？你为什么不让他去试试呢？如果连你都不肯给自己机会，谁还会给你机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