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赏析确乎是因人而异的，在这方面诗歌较之小说戏剧尤为显然。情况千差万别，但大致还是可以理出一些头绪。
有的差异是由于了解得不够或误会引起的。汉儒说诗，以为《关雎》是写后妃之德，与今人将其还原为情诗来读，那审美感受与评价自然是差之天远。近人黄裳《珠还记幸》中记载了一件有趣的往事。他托人请李一氓写字，得到一首诗，云：“电闪雷鸣五十春，空弹瑶瑟韵难成。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更觅倩女魂。”他猜这诗作于“十年动乱”中，是首披着美丽外衣的政治诗，香草美人，寄托的是对革命理想的重重追怀求索之情。后见李一氓自己的说明，才知是首悼亡诗，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一九二六年潘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一九七七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是而已，并无深意。”于是才知道自己的猜测错了。于是对此诗，便有了新的认识，理解要切实得多。
至于由人们的出身教养、生活阅历、知识结构、心理素质的不同所形成的鉴赏趣味和鉴赏力的差异，从而导致鉴赏的不同，那是更为普遍的现象。林黛玉的《题帕诗》在我们看来也许算不得怎样的感情纤细，但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或非洲腹地的黑人必然是不知所云；诚如石油大王不懂捡煤渣老婆子的辛酸，一般的农夫，谁又懂得《梁甫吟》呢。就戏曲而言，湖北人爱的二黄，四川人未必感兴趣；四川人喜欢的高腔，湖北人也未必十分欣赏。老年人读《三国演义》津津有味，年轻人对《红楼梦》更易入迷。就诗而言，一般读者偏爱唐音，但不少学者就深嗜宋调（那是严羽指责为“以学问为诗”的）。同属流浪者之歌，旧时士大夫雅好“何日归家洗客袍”的吟咏，现代读者却欣赏“何其臭的袜子，何其臭的脚”的歌唱……如此纷繁复杂，几乎令人莫衷一是。
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鉴赏趣味的广狭与鉴赏力的高低往往是成正比的。艺术上的“偏食”，会导致审美力的贫弱；而真正博雅的鉴赏者，其心驰神往不一定非“阳春白雪”不可，他倒往往能兼做“下里巴人”的知音。唐代诗豪刘禹锡，就很能领会巴渝乡土民歌妙诣，并加工创作《竹枝词》，为七言绝句增添了一大专体，繁荣了风俗人情绝句的创作，不失为对唐诗宝库的一大贡献。新诗前驱者之一的刘大白，对旧诗的造诣也极深，少作《眼波》诗云：“眼波脉脉乍惺忪，一笑回眸恰恰逢；秋水双瞳中有我，不须明镜照夫容。”虽属戏笔，可见精妙。但他却识得那首人们认为不值一哂的张打油《咏雪诗》（诗云：“宇宙一笼统，古井黑窟笼；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在描写上自有好处：“四顾茫茫，一白无际，只剩得古井一个黑窟笼，越见得宇宙的一笼统了。第三句虽只平常；但是第四句一个肿字，却下得绝妙。从这一个肿字，衬出上句黄狗身上的白，是肿的白；而本句白狗身上的肿，是白的肿。真能活画出浑身是雪的两条狗来！”（刘大白《旧诗新话》）
最煞风景的，是不知“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有别法，非同文也，而引起对诗与诗人隔膜的批评。例如不知离形得似，夸饰恒存，而指责杜甫“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武侯庙柏》）写树围与高度不成比例（沈括《梦溪笔谈》）；强解李白“白发三千丈”（《秋浦歌》）之“三千丈”为头发之总长；不知通感为何事，而派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玉楼春》）为“流毒”：
若红杏之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或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李渔《窥词管见》）
不知诗人可以“视通万里”，而讥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江南春》）为失真：“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升庵诗话》）不知绝句多偏师取胜，即小见大，须睹影知竿，而骂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为“措大不识好恶”（许 《彦周诗话》），这些批评在当时或后世留下许多争端。赏析不同，以至于此，似乎真是主观随意的事体，无怪要被排出文学研究的领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