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处长，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
前几天去香山开会，住在香山饭店。晚饭后看天色还早，就信步进了香山公园。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到香山，是５０多年前，我在故乡读高二。那年寒假，大姐让我把她寄养在我家的女儿送回北京。记得去香山那天，风大天冷。我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一鼓作气，爬上了被称为“鬼见愁”的香炉峰，心想叫“鬼见愁”未免过于夸张，人且不愁，何况鬼乎？后来到北京工作，香山又来过多次。
最近几年，秋高气爽红叶如丹时，香山人满为患，寸步难行，失去了往昔的幽静、野趣、攀登的雅兴和大汗淋漓的酣畅，福兮祸兮，还真难说……
那是１９８３年初秋，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率领日本作家团来访，随行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纯子任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对这个团很重视，特请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全程陪同，请海关给予免检礼遇，指派我为翻译。当宾主们一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到达北京饭店时，大堂服务台却说，你们预订的房间，客人因航班变故没走，暂时不能入住，而且等待时间不确定。这些服务员都是久经历练见过“大世面”的人，任凭你说什么，他们不愠不火，只是一味地强调计划赶不上变化云云。看样子，他们不是不想帮忙，只是无可奈何，没有办法。
当时北京的涉外饭店没有几家，客房一直紧张，尤其是旅游旺季，一房难求。中国作协总务处负责联系饭店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好话托人情找关系，联系了多家饭店，但家家爆满。几经周折，最后总算住进颐和园后面的一栋别墅。
那里是皇家园林，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但不知多久没住人了，房间里有一股霉味，蚊蝇成群。我和邓友梅先生同居一室，用湿毛巾抛到天棚上扑打驱赶蚊虫，折腾得汗流浃背，勉强对付了一夜。早晨起来，身上还是留下了成片的红色斑点。
第二天上午，参观鲁迅博物馆，佐藤纯子把我叫到一边说：“两个月前我们就将日本作家的到达日期通知了你们，结果还是没房。如果你们没有接待能力，解决不了房子问题，我们只好中止访问回国。”她一开口就是最后通牒，我心里的火也腾的一声蹿了起来： “第一，佐藤先生，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向您道歉。第二，您也看到了，我们上上下下都在想办法，但能否解决，我不知道。第三，我会把您的意见向领导报告。”她声色俱厉，我针锋相对，结果是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北京饭店还是没房，我们从颐和园的别墅搬到了落成不久的香山饭店，但标准间客满，只有六个套间，每间每天３８０元（相当于我半年工资），当时可能是北京最贵的。外宾好歹算安置下来，但没有我的工作间。那时乘车从香山到市内，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三个小时，倘若外宾夜里有什么紧急情况，根本无法处理。经请示领导，我在日本青年作家宫本辉的客厅里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晚上，香山饭店终于有了空房，我才有了落脚之地，不必“寄人篱下”了。是夜新月当空，冰清玉洁，但我却无心赏月，心里盘算着明天的日程。后来到西安、成都、桂林、上海，直至旅行结束，佐藤再没有提这件事，我也没吭声。
１９９６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去日本进行“中日纯文学之比较研究”，佐藤纯子为我接风，闲聊时，她提起了那次吵嘴的事儿：“颐和园别墅不仅蚊蝇多，还有壁虎和蝎子，吓得年轻作家哇哇叫，一夜没睡。全团除水上勉先生默不作声外，都叫苦连天。我很着急，也很为难，不愿给第一次访华的日本作家留下坏印象，但又没有办法，心里冒火，话也就横着出来，我今天正式向您道歉。”
事情过去十几年了，佐藤知道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能释然，所以当天旧事重提，主动道歉。我说： “其实主要责任在我们，如果考虑到饭店紧张，有个备用方案，也许就不会手忙脚乱，叫日本朋友吃苦了。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请您原谅。但现在我可以向您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不要说几个标准间，就是豪华套间、总统套房，也不在话下……”
想着如烟往事，不觉间步出香山东门，路有点陡，走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只得停下来歇口气。抬头一看，在近于墨色的山顶，悬挂着一弯玲珑剔透的新月。啊，香山的月儿，久违了，你可还记得当年愁眉苦脸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