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露对音乐有着近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
达勒姆——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的同事们慷慨大方、和蔼可亲、聪明睿智，我在那儿结交了不少密友。生活中唯一的不爽就是，我的丈夫杰德依然在500英里之外的耶鲁大学任教。不过，我们轮流往返于达勒姆和纽黑文之间，还是挺过了那段两地分居的日子。
1999年，在索菲娅已经7岁、路易莎也满4岁时，纽约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时间是6个月。我不想离开达勒姆，但是纽约距离纽黑文可是近了不少。因此，我打点行装去了曼哈顿。
那6个月的压力可真大呀！
在法律教学的世界里，“访问”意味着加入教学的行列，真刀真枪地干。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你既要给那里的每个人留下聪明能干的好印象，又要面对几乎被他们榨干的现实。[例如：“本尼迪克特，我想直截了当地问问你，你与众不同的新思维模式，是不是比你所预想的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你撰写的《法律与拉康①》（Law and Lacan）一文的注释81中，你陈述的观点非常危险，我不能确信我是否被你说服了。你是否介意我把它拿到我任教的课堂上去讨论？”]
在考虑让索菲娅进哪所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曼哈顿果然“名不虚传”。杰德和我被引进了三年级小学生的世界，我们发现那些小家伙们在信托基金一套又一套培训方案的鼓动下，要为美国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前的标准考试SAT①作准备，这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却硬要去追赶成年人的大步流星一样滑稽。我们最终决定将索菲娅送到纽约第三公立学校去读书，而且学校很近，就在我们租住公寓的街对面。而露露则要在经过一系列测验后，去上学前班。
我非常希望露露能进一所教堂开办的学前班。教堂很美，五颜六色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彩。露露单独进了测验室。短短5分钟，招生办公室主管就领着露露走了出来。小测试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她只是想跟我确认一下，露露是不是不会数数。
“哦，天哪，她当然会数数！”我吃惊地解释道，“请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把女儿拉到一旁。“露露！”我压低嗓门，“你想干吗？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呀！”
露露皱了皱眉，“我只在心里数数。”她说。
“你不能只是心里有‘数’，你必须大声地说出来，让这位女士知道你能够数数！她正在测试你呐。如果你不能数给她看，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
“我不想上这所学校！”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不认为对孩子的贿赂、纵容会对他们的成长有任何好处。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通行的国际公约都严禁贿赂；而且，即便要行使贿赂，那也该是由孩子们来贿赂父母。但是在那会儿，我真是被逼无奈、铤而走险了。
“露露，”我悄悄地说，“如果你好好数数，我就给你一个棒棒糖，还要带你去逛书店。”
然后，我把露露拽了回来。“她现在准备好了。”我爽快地说。
这一次，招生办主管允许我陪着露露走进测验室。落座后，她把4块石头放到桌上，然后让露露数一数。
露露瞟了一眼桌上的石子儿，然后说：“11、6、10、4。”
那一刻，我气得浑身冰凉，真想拽着露露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招生办主管却异常平静地加上另外4块石头，“现在是几块呀，露露，你能数出来吗？”
这一次，露露盯着石子儿多看了一会儿，“6、4、1、3、0、12、2、8。”
我忍无可忍：“露露，停下来，别胡闹了！”
“不，不……请等一下。”招生办主管举起双手，一种饶有兴致的表情浮现在她脸上。她转向露露：“路易莎，我知道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数数，对吗？”
露露偷偷地看了我一眼（她知道妈妈已经失望至极），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里的确有8块石头，”招生办主管以随和亲切的口吻对露露说，“虽然你的回答与众不同，但你是对的。你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这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正好也是我们这所学校要大力提倡的精神。”
我发现这位女士喜欢露露，终于喘了口大气。实际上，很多人都喜欢露露，被她那种从不逢迎讨好的个性所吸引。“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美国”，我暗自庆幸，因为革命、造反的精神在美国毫无疑问地得到肯定。
好玩的是，露露后来竟然爱上了她的新学校，而索菲娅的校园生活却并不那么惬意，她在学校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腼腆。在家长会上，索菲娅的老师告诉我们，她从来没有教过像索菲娅这么优秀的学生，但同时也对索菲娅的社交感到担心，因为她在午餐和课间休息时间总是独来独往，还经常抱着一本书兀自在校园里漫步、闲逛。杰德和我对此万分惊讶，可是当我们追问索菲娅“在学校过得怎样”时，她的回答总是—“不错，挺好玩儿的。”
那个待在纽约的学期真是漫长而难熬。我甚至试图接受纽约大学的聘任，然而，生活的步伐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往前迈进。我就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民族，发表了一篇法律评述的文章。由于该文在决策圈反响热烈，耶鲁法学院终于向我敞开了久违的大门，聘请我担任终身教授。7年后的那一天，不用再去经历午餐面试，我接受了这个职位，欣喜中夹杂着一丝自嘲的苦涩。我们家的游牧生活终于结束了——杰德不用再在两个城市间长途跋涉、疲于奔命，索菲娅和露露也在纽黑文上了小学。
那时候，露露也开始跟着索菲娅在社区音乐学校的钢琴老师米歇尔练习弹琴。而我，则一头扎进了某种两副重担一肩挑的生活。我清晨5点就得起床，用半天时间写作，像耶鲁的法律教授那样做事做人。然后飞奔回家，完成照顾两个女儿的“家庭作业”，而在管教难缠的露露时，总少不了相互的威胁、要挟和“勒索”。
事实证明，露露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几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关注我脸上的斑点。尽管如此，通过铃木钢琴教材的学习，她还是进步得飞快。在音乐演奏会上，她从来不像姐姐那样表现得无可挑剔，但是，对在技术精益求精方面的不足，她会以突出的风格和个性来弥补。
在那段时间里，我想到露露应该开始学习新的乐器。
有些朋友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我，在音乐方面，两个女儿最好有各自不同的兴趣，这样可以将姐妹间的竞争降至最低。这个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索菲娅的钢琴当时已弹得相当不错，在当地频频获奖、小有名气，并经常应邀前往学校、教堂和社区组织进行演奏。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露露都不得不坐在台下，感受人们赞美姐姐的扑面热浪。
那么，什么样的新乐器适合露露呢？
我的公公、婆婆，这一对自由的犹太知识分子对此有着鲜明的倾向。他们深知露露桀骜不驯的性格，也领教过小孙女在练习钢琴时的高声尖叫，他们力劝我选个容易一点儿的乐器，放孙女一马。
“选择竖笛怎么样？”岳父赛（Sy）建议说。赛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看起来颇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威风凛凛的宙斯。他曾经在华盛顿特区从事了多年心理学临床治疗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浑身上下充满音乐细胞，还有一副洪亮、低沉的好嗓子。事实上，杰德的妹妹也拥有美妙圆润的嗓音。看起来，索菲娅和露露较好地秉承了家族中的音乐基因。
“学竖笛？”我婆婆弗洛伦斯听了赛的提议，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多么无聊乏味呀！”她说。
弗洛伦斯是一位艺术评论家，住在纽约城里。最近，她刚刚出版了在业内颇具争议的现代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传记。格林伯格及时地发现了杰克逊?波洛克①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弗洛伦斯和赛已经离婚20多年了，无论赛发表什么意见，她总是会大唱反调。“何不学点儿更让人兴奋的乐器，比如加麦兰①？或敲击的锣鼓？”
弗洛伦斯是一位十分优雅的女人，喜欢冒险、四海为家。许多年前，她就踏上了印度尼西亚之旅。在那儿，她被爪哇人的加麦兰迷住了：那是由15至20名乐手组成的小型乐团，盘腿坐在地板上，摆弄像平锣（kempul，一组由不同音调组成的挂锣）、铜片琴（saron，一种很大的金属木琴）或者铜鼓（bonang，用鼓槌敲击、听起来像编钟的双排铜鼓）这样的敲击乐器。
有趣的是，和我婆婆一样，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布西②对加麦兰敲击乐也有着同样的好感，并认为加麦兰体现了一种革命。1895年，德布西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称加麦兰音乐“能够表达每一种晦涩的含义，甚至包括那些非常阴郁的色调”。后来，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将爪哇人描述为“奇妙的人种”，称他们“掌握音乐的技巧就像学会呼吸一样自然、轻松。律动的海浪、穿过树叶的轻风，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来自大自然的呢喃，组成了爪哇人学习音乐的天堂；他们用心去倾听，没有参考过任何一篇难以自圆其说的学术论文”。
在我看来，那时候的德布西正在经历一个迷恋异国风情的人生阶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的法国同伴亨利?卢梭和保罗?高更的身上，波利尼亚土著一直是他们画布上的主角。而在现代的加利福尼亚，我们还能找到这种不肯谢世的遗风：身患黄热病的男人只与亚洲女人约会，有时甚至一连与十几个性伙伴发生关系，而不管她是亚洲何方人氏、相貌有多丑陋。可能正因为这个骇人的记录，我是杰德约会的第一位亚洲女性。
或许，我之所以无法欣赏1992年我们游览印度尼西亚时听到的加麦兰音乐，是因为我对困难与成就的内在关系近乎盲目的崇拜。
不知道我曾经对露露高声嚷嚷过多少次：“人世间所有意义非凡、值得去追求的事情，都充满了艰辛！你知道，为了得到我今天在耶鲁大学的工作，我付出了多少努力、走过了多少崎岖不平的路？”而加麦兰音乐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如此简洁、古朴，无雕琢、多重复。相反，德布西创作的那些炫目、美妙的曲子，却反映了复杂的、雄心勃勃的、精巧的构思，以及在意识上对和谐的刻意追求。当然，也反映了加麦兰音乐对作曲家的影响，这种浸淫至少清晰地呈现在了他的一部分曲子里。这就像辉煌的凡尔赛宫和清新的乡间竹屋，有着迥然不同的美。
我曾经吹过竖笛，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露露去敲锣打鼓！我的直觉与公公、婆婆正好相反。我坚信，要摆脱姐姐大获成功的“阴影”，露露只能去练习更为困难、技艺更加精湛的乐器。
这样的乐器，非小提琴莫属！
没有征求露露的意见，抛开身边所有人的建议、忠告，从那天起，我作出了这个铁板上钉钉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