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当我干劲十足地在调解工作领域施展拳脚的时候，病魔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降临了。
那天，我在一个闹家庭矛盾的村民家里做思想工作，等把这家人的情绪慢慢抚平了，天色已经很黑，我赶紧往家里赶，走到半路，突然感觉浑身乏力，嗓子更是火辣辣地难受。回到家后，喝了两杯水，感觉喉咙舒服了一点，我也就没往心里去。可是那以后，咽喉干痛症状却越来越频繁，身体也感觉越来越虚弱。后来，在家人的反复催促下，我抽了点时间去附近的医院做了个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竟患了鼻咽癌！家人心急火燎地把我送进了医院，可我哪里静得下心来？鼻咽癌有啥了不起的？我照样能走能跑，村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呢。
妻子却着急了，她红着眼睛说，医生已经说了，如果不及时医治，癌细胞是会转移的，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同住一间病房的病友们也劝我：“老俞啊，你就安心治病吧，早一点把病治好了，不是还可以继续搞你的调解工作吗？”这话有理，我这才安下心来接受治疗。
为了杀死癌细胞，医生给我照放射光治疗，结果我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唾液分泌非常困难，口干少津，几句话说下来若不喝水，话就说不出口，调解工作做起来就困难多了。
那天，我正躺在家里的竹榻上休息，一个村民找上门来了。问明情况后，我马上叫人通知当事人，到我家里来接受调解。我躺在竹榻上，由于咽喉尚未痊愈，发声相当困难，每说一句话都得费很大的劲。看到我喝一口水，才能轻声地讲上一句话，被调解的村民终于被打动了，他内疚地说：“老俞，您病得这么厉害，我们不但没有安慰你，反而还来找你的麻烦，实在太对不起您了！我们一定听您的话，不闹矛盾了。”
还有一次，村里爆发了一起宅基地纠纷，因为土地征用费的问题，一家农户的媳妇与公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得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进行调解，可是矛盾双方的情绪相当激动，喉咙都梆梆响，根本听不进劝架人的声音。
现场只听到他们吵架的声音，却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怎么行？当时的情形，我如果再像平常那样轻声细语地说话，是很难控制住场面的。于是我憋足力气提高了声音喊道：“你们都别吵了，先听我说！”
我的声音一下子把大家都给镇住了，刚才还吵得起劲的婆媳俩都呆呆地望着我，似乎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哈哈，他们肯定在想：老俞的喉咙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响了？
可是这么一喊，我突然觉得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再也发不出声音来。老毛病又犯了！可我来的时候走得急，忘了带上茶杯，现场又没有开水可以润喉，我赶紧拧开了一旁的自来水龙头，猛喝了几口生水，这才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那次的调解，由于当事人之一年老听力不好，我只能一直大声地说话。可是话说得越响，喉咙就干得越厉害，于是我就说几句话，喝一口自来水。几个小时下来，靠着自来水边喝边调解，终于现场解决了纠纷。回到家后，我感觉浑身无力，头晕眼花，全身就跟散了架似的，一点劲都没有了。但是心里却十分开心，因为通过我的努力又换来了大家的安宁。
四
1998年，我被镇党委任命为良户村党支部书记。当时，因为身患鼻咽癌，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一边要把好全村的方向，一边又要上门做村民纠纷的调解工作，实在是太累了。村民们都劝我：“俞书记啊，当调解员实在太累了，你身体不好，身上又压着支部书记的担子，我看你还是把调解员的工作给辞了，一心一意地当你的书记吧！”的确，在大伙儿看来，调解员的工作又苦又累，弄得不好还吃力不讨好，而党支部书记却是村里的“一把手”、实权派，既然都已经当上支部书记了，还兼着那个吃苦受累的调解员工作干啥？
面对村民们的关心和劝解，我冷静地思考了一段时间：是啊，身体不饶人啊！这样既当着村支部书记，又兼着村调委会主任的工作，的确有点力不从心，如果累坏了身体那还是个人的小事，可如果耽误了村里的工作，那可就不是小事啦！
在刚刚当上村党支部书记后的一个月，我便作出了一个决定：辞去支部书记的职务，一门心思继续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对此，许多人都表示不解，可我的态度却很坚决，因为我实在太热爱调解工作了，我已经为此付出了我的全部身心，我不能半途而废。如果换了别人，可能都会选择当支部书记，可对于我俞永浩来说，支部书记可以不当，调解工作却决不能放弃！再说了，腾出支部书记的位置，也好让更加能干的后生们早点上嘛！
现在中央都在提倡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啥叫新农村？我想，除了生活要富裕、环境要优美，大家安居乐业、和睦幸福是更重要的。自1980年担任村调解主任以来，我一共调解纠纷200余起，调解成功率100%，没有一起纠纷上交镇里，全村也没有发生一起民转刑案件和非正常死亡事件。说起这些，老实说我是很有点自豪感的。所以每当有人问我：“老俞啊，想当初你放着好端端的村支书不当，却偏偏选择当这个又累又烦的村调解主任的工作，你不后悔吗？”说真心话，我一点都不后悔的，村民调解主任，是个责任很重的角色，通过我的努力，能够给全村群众带来安宁的生活环境，多有意义的工作啊，我想我肯定会一直干下去的。
（口述人/俞永浩，男，54岁，村调解主任，浙江杭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