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细细想来，赵佶当皇帝也是一种人格的错位。”
我：“人格的错位？你是指他的艺术性情吗？”
森：“是的。历史上有不少诗人词家既热衷仕途经济，又带着高度理想主义的文人诗情，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失意消沉。首先是战国时的屈原，一位唏唏嘘嘘、满腹委屈、又洁身自好的文官。后来嘛……”
我：“后来的陶渊明、苏东坡、范仲淹，也都是一个个流放边地或自我隐遁的渺远孤影。”
森：“国君也不例外。先有陶醉歌舞音律的唐玄宗，后有迷恋书法诗词的李后主，他们都曾几度‘春花秋月’，最终都以‘往事知多少’的祭奠背影，兀立在历史的台榭上，供后世万民瞩目。”
我：“艺术人格掺入政治，因过于个性化，不合官场的套路，总给历史涂上鲜亮的一抹，鲜血似的，往往是悲剧。”
森：“丹青皇帝宋徽宗更因轻佻糜烂而被历史所不齿，但他却留下了艺术功力颇深的书画瑰宝。”
我：“我总是疑惑，儒教统帅下礼制严谨的封建国度里，何以能允许赵佶这样荒谬的艺术人格胡闹着一个强盛的帝国？”
森：“这其中的原因我前面已经说过，还是儒教和道教的力量消长。经过战国的金戈铁马、秦汉的艰辛初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过渡、隋朝的奢侈淫荡，到了繁荣昌盛的唐宋时期，约束社会秩序的儒教渐渐失去了整合的功能，自由潇洒的道教上升了地位。”
我：“哦，是这样。光看唐朝安禄山的戎装骑兵逼死唐玄宗的爱妃杨玉环，就可见儒教的礼制秩序遭到颠覆。这个王朝太过注重军事实力，内耗太大，最终亡于藩镇割据。接下来……”
森：“接下来的五代十国其实是唐朝藩镇割据的余孽。经过这个分裂过渡，宋朝从一开始就以文雅的风度徐徐开启帝国的豪门。”
我：“是的。‘陈桥兵变’几乎听不到枪声，见不到血腥。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以分赐财富换得集权。有哪个王朝还没搞建设就分赐财富的？这财富又是从哪儿来的？它间接就来自唐朝。”
森：“面对盛唐留下的一大堆华丽遗产，宋人从一开始就以飘飘欲仙的享乐姿态从历史的帷幕后走出来。”
我：“宋人的历史责任既然不是搞建设，当权者也就搞搞变法玩玩花样。被削弱了权力的文官悠闲度日，自然就弘扬道教，放任不管，逍遥无为。”
森：“不料这‘不管’、‘无为’反而使帝国经济闹得更猛了。统治者不再抑商重农，物质的充沛自然使市场经济得到发育，商业经济大为发展，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图》简直就像现代都市的商业步行街。”
我：“要说宋人的历史责任，那就是‘守住繁华’！”
森：“守住繁华？嗯，对，也许是这样。物质生活的富裕使他们自然注重感官享乐和艺术创作，自然提升思想境界，于是道教上升到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这样，崇尚道教在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身上就达到了癫狂状态。他注疏《老子》，为自己庞大的统治设立理论依据。”
森：“他前所未有地把道教提升到跟正统儒教相并立的地位上，硬生生把道教嫁接到儒教上，仿佛艺术对伦理的强奸！”
我：“呵呵。无论老子还是庄子，先哲的思想是发乎心而止乎情的，就像现在一个人跟朋友谈自己的生活情况和人生态度一样。可先哲没想到千百年后自己的思想被无限放大，对社会文化发生N次方的巨大效应。道教对宋朝社会的影响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