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接下来数月，我便在农场里过起了无忧无虑的日子。外婆白日里帮食堂的炊事员打杂，夜晚便陪伴我睡在那间堆积着农具的小屋里。
依稀记得在田埂上捕捉蚂蚱，在草棚下观望壁虎的乐事。也曾于寒风瑟瑟的夜晚，溜进农场工人的小屋，好奇地看着他们围在火炉上吱吱作响的黑铁壶旁，盯着通红的煤火旁烤着的几片焦黄的窝头干，默默地咂吸烟斗。
妈妈与十几个女人合住一个大房间。长长的通铺上，每人分得二尺宽的领地，像沙丁鱼罐头样，拥挤地排列着。我曾看见一个漂亮女人端着脸盆袅袅婷婷地走进来，将横穿大屋的铁丝上挂着的所有毛巾撸到一边，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不迫地把她那二十多条花色各异的手绢整整齐齐地晾在上面，而妈妈投去不屑的一瞥。
在食堂吃饭时，妈妈对她邻铺的阿姨悄声议论起此事。“解放前，她是美国人公司里的高级职员，那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呢！现在来农场劳动锻炼呢，干起活来还是挑肥拣瘦的，一遇到打扫厕所她就躲开。”
妈妈的邻铺是个高雅端庄的英文教师，与妈妈已相识数年。谁也没想到，在农场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鸡舍里一颗刚下的鲜蛋，毁了她一世清白。
批斗会开完后，英文教师把妈妈拉到墙角哭诉：“真的，我真的没想偷。打扫鸡舍的时候，我看见了那颗蛋，它实在是太可爱了，握在手里还温乎乎的，我只想着休息日要把它带回城里，若让我妈妈见了，会多高兴啊……”
晚上，妈妈来到我和外婆居住的工具房，叙述着白天的批斗会，口气中难掩鄙夷。“谁不饿？可是宁愿饿死也不能偷！这是思想品质问题嘛！唉，本来还打算把孩子送给她呢，幸亏没有。”
妈妈自始至终坚信，她是被冤枉了。所以她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别于身旁那些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掏厕所人人都怕。妈妈却横下心，咬着牙，坦然走出队列，嘴角还不忘挂上微笑。尽管她鞋底踩到粪坑边蠕动的蛆虫，鼻孔中钻入冲天的臭气时，她的头发根会竖起，脊背上会一阵阵发麻。
三夏里抢收抢种，她几天几夜未曾合眼，走着走着便歪倒在路旁，再也爬不起身来。秋冬季节挑河泥修水渠，她和男劳力比肩赛脚。逢年过节打牙祭时，她却声称吃不惯油荤，将分到碗里的几片猪肉拨到农场工人的碗中。她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夜夜在疼痛的折磨中辗转难眠，可她倔强地忍耐着一切，不喊一声苦，不请一天病假。她殷殷企盼着的，不过是总结大会上几句珍贵的表扬，还有那未来鉴定书上的，有可能更改的几个字眼。
妈妈的苦苦挣扎，外婆一一瞧在眼中。
某日清晨，她牵着我的手，在寒风中与妈妈默默告别，悄悄离开了那片收割过后，袒露着褐色胸膛的土壤。
太阳渐渐隐没在西花园那片树林后面。暮霭笼罩了重檐斗拱的大殿。回廊环绕，方砖铺地的院落里静悄悄的，仅有几只灰色的麻雀，在高高的青石阶前幽闲地蹦跳着。
星期六了，眼看着和我一同吃住玩耍了好几天的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接走了，唯剩下我，无人来接。我收回目光，离开窗子，蹲在空荡荡的大殿角落里，独自一人无聊地摆弄着矮桌上的几块积木。
五天前，外婆把我领入这所雕梁画栋、曲径通幽的深宅后，便口称去给我买冰棍，一步三回首地退到紫藤缠绕的影壁后，不顾我在两个阿姨怀中哭天抢地，一去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