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会。”仲婉摇着头，“不会不会，那时我们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姚姚就更不用说了。她生父在美国，美国那可是中国人的头号敌人，她妈妈又是旧上海的电影明星。我们老实说，没有资格在宣传车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属于在边上看的那一类。出身好的学生先起来造反，大辩论啦，斗反动学术权威啦，贴大字报啦。像燕凯那样的红五类干部子弟，他是我们学校第一批起来造反的学生。”
“姚姚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我问。
“那时候他们互相还不认识吧。燕凯是民乐系吹笛子的，比姚姚小一级。”仲婉说。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的，常常听到大卡车上叫这样的话。”张小小说，那一年，她和姚姚一样，也二十四岁了，和姚姚不同的，她是一个悄悄站在远处看世事的女孩子，她和我住在同一条小马路上。她说在家里听着由远而近的喇叭声，总是吓得心头乱跳。“最早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让我想想看，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想大概是那一天，我看到爸爸在他们的房间里和妈妈说话，爸爸在流眼泪。后来爸爸妈妈告诉我，爸爸在报社里被人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被人贴了大字报，那时候被人贴了大字报还了得吗？是大事情了。爸爸妈妈说我是孩子里最懂事的，就告诉了我一个，叫我不要对别的兄弟姐妹说，我对谁也没说，但我心里真的担心，总是害怕。走在路上，看到别人家抄家了，心里就别别地跳，怕自己家也抄家。后来姐姐在学校里也被别人贴大字报了，大字报上说的只是些小事，姐姐回家来哭，爸爸还安慰她。我那时候觉得爸爸真好，他自己心事那么重，还安慰姐姐。”
“那时候，大字报还不是到处都是吧？”我问。
“开始的时候还不是，所以被人贴了大字报，打击是很大的。”张小小说。
“姐姐告诉我，建国路的家里，贴满了妈妈的大字报。有的话说得很难听。大字报一直贴到家里的大门上。门上被来抄家的人砸得全是洞。开始还关着。后来常有人来砸门，贺路怕把门砸坏了，也怕砸门的声音吓着妈妈，就一天到晚敞着门，谁愿意进来就进来。妈妈那时候头部已经动了手术，常有思维障碍。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砸门她就怕极了。就是那一年，妈妈的所有照片，包括剧照，全都被烧光。一些是抄家的人烧的，还有一部分是贺路害怕，自己动手烧的。到二十年以后，要为我妈妈开平反昭雪的追悼会时，家里连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找不到。”灯灯说。
“后来，我到表哥家吃饭，他家在复兴中路上。那是个礼拜天。下午我们出来，看到复兴路上走来走去，都是红卫兵。他们看到穿得好看的人，就拦住人家，看到头发卷的人，也拦下来。把人家的头发剪掉，裤子剪开，从裤脚管那里开始往上剪，说人家是穿细腿裤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细腿裤子。随便他们高兴。马路上好多人被剪了头发和裤脚管，因为上海人在礼拜天的时候还是注意穿着的。我吓死了。我是天生的卷发，回家去，马上用发夹把卷的头发全都夹在头上，不让人看出来。我也不敢穿皮鞋了，红卫兵要是说你是尖头皮鞋的话，就叫你把鞋子脱下来，扔到火里烧掉。我从那时开始找布鞋来穿。”张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