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她就让她成长
------读崔曼莉的《琉璃时代》
安波舜
读崔曼莉的《琉璃时代》有种世界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宏大气势。清末民初从滩涂上崛起的上海，黑白资本、官匪沆瀣、劳工把头、帮会堂口、技术垄断、外资民企，种种的力量纠结在一起，在欲望和理想的大道上迅跑。秩序在绞杀中建立，法律在血泊里成长，利润在压榨下诞生。同一片沃土，却开出人性不同之花朵：恶如李威，却维护着地方的秩序，是抗敌的英雄；艳如杏礼，挥金如土却向侠客义士敞开裙裾；挺挺如松像民营资本家邵元任，玩的是中国的太极，黑白通吃，燃烧的却是走向共和的理想主义之火；邵家的大小姐风仪芳香四溢，却是在险恶环境里独立地成长。。。。。。
很难想象，这部小说是个女孩子家写的。如果本书在四十年代发表，作者很可能被选为左联（左翼作家联合会）的头儿。那个时代的《子夜》，让我们认识了上海。第一次知道了世上还有叫“股票”的东西，还有个玩钱的游戏叫“卖空”。但茅盾笔下的有钱的人物都不可爱。阶级仇、民族恨，使得作家忽略了文学的观察，满腔的热情都集中到如何反映垄断和外来资本的狰狞面孔，以及有钱人的堕落和腐朽。这使得整部作品的同情和批判都显得多多少少的虚伪和苍白。当然，这使历史的局限。这种比较，类似给我一支枪让我回到秦朝，我会征服世界。但我想说的是，《琉璃时代》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上海”。能看到真正的“上海”，必须给读者一个视角和窗口。这个视角和窗口能够俯瞰那个时代，透视那个时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轨迹。崔曼莉提供的视角和窗口，是三个不同的企业模式在上海崛起和衰落的经历：本土新兴企业家邵元任和海归企业家袁子欣，以及要共同面对的外资日本企业。说到底，企业是上海的滩涂和荒地崛起的动力，写了企业等于写了资本。在资本这个纲目下展开的各种文明和冲突，按马克思的话讲，最能反映人和社会的本质。于是，我们在崔曼莉的小说中就看到，革命和人性都鲜活而丰满，呼唤和理想都现实而尖锐。资本这头没有管制的怪兽，东突西撞，把富人推向了政府和帮会，工人靠上了穷帮穷的共产党，夹在中间的上海市民做起了买办和白领的梦。在崔曼莉的小说里，我们总算弄明白了上海近代的发展史。这大概就是黄永恒（SAS大中华区总裁）和刘为（南天电子副总裁）的感叹：这本书“在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大潮中仍然值得思考”，“对于当下社会仍有很深的借鉴意义。”
《琉璃时代》的小说视角像一把刀，帮我们剖开社会种种。有一个发现让我们很温暖：不管是早期还是现在做科技和实业的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做“琉璃”的。他们的汗水和热血总是推动着秩序、良知和慈善。更难想象，这部小说是个女孩子写的。如果本书在二十年前发表，作者极有可能被选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主席。十九年前出版的王安忆《长恨歌》，有评论说是深刻生动地反映了上海的旧日繁华和风情，为此作品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长恨歌》让我第一次领略了汉语女性作家的完美与精致。但通过弄堂里的一个哀怨女人的视角来看上海，总觉着作品没有进入上海那颗在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跳动的心脏。完美和精致，成了一件中年妇女自恋和怀旧的披风。十九年后，《琉璃时代》也写到了女人的完美与精致，杏礼、凤仪、美莲、康凯蒂，她们分别代表着上海几个阶层的精致的女人。但她们的精致有根有据，其细节的精准和格调的点睛，都有了触手可摸的灵魂。民国史专家周利成说：“《琉璃时代》对民国的还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无论是服装、饮食还是风俗，都有据可依，有史可证。”当然，完美和精致不是艺术的全部，甚至不是叙事艺术的重要部分。重要的是你的故事、你的人物、你的写作对世界的态度：小说总要给读者留下一点东西。否则，不构成审美关系。《琉璃时代》的女人们不仅有精致的外在，其内在的精神追求也裹挟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或当高级白领，或投奔革命，或流落他乡，或远渡重洋。像《长恨歌》中王雪瑶白得一箱金条便衣食无忧的情节，一般在《琉璃时代》中，是很难实现的。《琉璃时代》的人物都在实实在在地活着，书中的女人不管什么身份，都是需要付出劳动的。资本家大小姐凤仪，辛辛苦苦地把爱分成三份：父亲的好女儿，丈夫的好妻子，孩子的好妈妈。同时，又勤勤恳恳地照看一份工厂高管的工作。不时，忙里偷闲，到自己的画室，将留恋和怀念涂在画布上。实实在在又精致完美的女人凤仪，实践着小说的主题：爱她就让她成长。
“爱她就让她成长”，这一非常文艺的主题，使得全书充满了阳光，也使得读者得到温暖。女人最终的完美和精致，需要独立和自由。女人如此，何况男人，何况企业，何况民族大业。
那么，写在今天的《琉璃时代》会怎么样呢？
没有左联领袖。没有作协主席。甚至没有茅盾奖眷顾。她就像炎炎烈日下突然飘来的一朵云，虽说为读者遮了凉，却也经常被忽略。但这一切对作家来说都无所谓。因为，“爱她就让她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