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春天，我的外婆病重住院。她是个九十四岁的老人了，离开是必然的。在她住院的那两个月里，她的子女们都不分昼夜的陪伴着她，而作为她第一个外孙女，我却因为工作，不能到医院陪床。我日夜加班，在完成一个项目。我觉得她不会那么快就离开的，她的身体多么好，她多么慈爱，她再等一等吧，只要我手上的工作结束了，我就去看她。
四月末的一天，我请好了假，来到了医院。外婆已经不认识人了，只是昏沉沉地躺着。我和舅舅聊了一夜的往事，包括外婆的，包括她的父亲的，种种追忆不可过往，而今日之人，亦令人神伤。大约早上七点多，舅舅去楼下买早点，护工也下班了，我一个人坐在外婆身边，突然，我看到她的表情变了，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灵感应，我猛地跳了起来，冲出了病房，用变了调的声音嘶声大喊：“医生！医生——”
医生和护士们冲了进去，我独自站在住院部的走廊上，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外婆的最后一夜，也是她最后的一个清晨。二十分钟后，医生走了出来，他刚要说话，我便点了点头，他默契地保持了平静，朝旁边挪了一步，让我走了进去。
我注视着外婆，她已经走了，接着护士问我，需要找人帮她擦洗身体，整理遗容吗。我说不用了，我自己来。护士默默地帮我打来一盆热水，和我一起帮外婆脱去了衣衫。她就像一个巨大的婴儿，无声地躺在病床上。我仔仔细细地帮她擦洗着身体，她的身体还有一点温度，但是有点僵硬。她一共有四个儿女，还有多个孙子孙女，她一定帮她所有的孩子们都洗过澡、穿过衣。我何其有幸，能在她人生最后的旅程，为她洗一次澡、穿一次衣。
我何其不幸，在她人生最后的几个月，只陪伴了她最后一天。
我犯了一个不能挽回的错。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那么什么工作能和外婆相比，让我在那两个月中，不能时时地探望。
两个月后，同样九十高龄的外公也离开了人世。这两位生于民国、长于民国的老人，带着他们一生错综复杂的故事，带着他们一生给我的关爱，离开了我。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想，什么时候好好地采访一下外公外婆，详细地问一问，那个年代里都发生了什么。不要在过年的时候，或者家庭聚会的时候，听他们讲故事，而是仔细地采访，详细地询问，用创作的态度，把他们的资料收集起来。
多么好的想法，可惜我没有做，因为他们太健康了，他们的身体太好了，我一直觉得他们能活一百岁，不，也许是一百二十岁。他们怎么会死呢，他们应该不会死啊。
我想起外婆一看民国的电视剧，便会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穿衣服的，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我想起外公说：学生学生，就是一生都要学习。我想起外婆的父亲作为第一代同盟会会员，阻止外婆裹足，并毅然将她送往女子学堂。我想起外公的舅舅作为民国最后的中央法院院长，也没有能够让外公去往台湾，他因为外婆留在了大陆，并且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他书法艺术的梦想。
我想起了太多太多，我在心里默默的发誓，我要写一部真正的民国小说。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一穿衣、一吃饭，都是外公外婆那个年代里的民国。我要为他们还原，要为他们，还有很多在那个乱世之中敢于坚持自己，敢于直面人生的人们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