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写一本书，说说我周围的人和事。但是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应该写成回忆录还是应该写成小说。回忆录和小说完全是两回事。写回忆录，把经历过的写出来，只要记性还在，又有些经历，这本书就可看。近年来，回忆录成了热门，因为读者不想再被小说欺骗，想在真实的生活中找到一些依据，或者是觉得看真实的记载就好像每天在饭桌上说别人闲话一样过瘾。而小说，说了半天，那主人公也是虚构的，议论小说人物到头来还得叹口气：“那不都是没有的事嘛！”或者“怎么可能有这种事？都是作家瞎编的！”绝对没有背后说人家长短的那种快感。再者议论小说还需要文学判断力；说起文字来，各人有一套说法，很难统一，没有文字修养的常常会带着一肚子的感受却在文学讨论中哑口无言。但要说回忆录的话，人人平等，事情就这么发生过了，都写在书里了，没有什么更多的美学意义可争辩，最多可以说作者是骗子，把好事全说到他/她自己头上去了。
只要是文字，就有编的成分；只有行动是无法加工删改的，动作永远是美与丑的结合。生活中谁都免不了干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由此文字显得更美妙。文字作者把他不想看到的事实都在文字中删掉了。从人的自然谈话再转到纸上去，就是一个制造面具或假象的过程。大多数不加设计的人都不会想到谈话是为了转到纸上去的，但对于职业作家或想把写作当职业的人，谈话就可能会变成小说素材。当你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的时候，说出一些很有状态感的话，但如果在说的同时已经想到了这些话会再变成文字，那时你说话的诚意肯定马上就会减半，因为你已经开始在脑子里对自己说的话做文学性的删节和调整。我们不喜欢和一些作家对话，老觉得他们欠真诚，没准儿就是这个原因吧？我也常常见到一些朋友，没当作家之前，生龙活虎，谈笑自如，后来变成了作家，马上言谈就有了包装成分。小说把我们活生生的生活给转换成文字，使我们的生活浓缩和固定到想象里。哪怕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也是大堆的幻象构成。因为那些免不了要从作家笔下冒出来的形容词，使状态固定下来。无论高兴还是悲哀，都被文学夸张。后来我发现生活中一些事情悲哀到无法形容，形容出来倒并不悲哀。真实的生活感受是文字绝对不能代替的。就像我的好友老四常说：“咱不写小说，把日子给过成小说了。”
每个人的日子都是小说，哪怕什么事都不发生，也是小说。这是为什么回忆录那么风行的原因。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有种特殊自恋，回忆录就能写成了。写回忆录要记得清事件发生的准确过程和时间地点，写小说用不着。把在房间里发生的故事挪到公园里去发生，就是文学；把在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如实说一遍，就是回忆录。“我们接吻……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之类的描写是所有情人都经历过的事情，无论这动作是自发的还是从小说里学来的，它成了一种情人的普遍动作。猴子并不这么做。无论是文学还是回忆录大都不会这样写：“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不太舒服，只好把屁股的位置挪一下，这样我的脖子才不觉得窝得慌。然后再把我的头往他的脖子那里拱一拱，这样我的脸才能全部地放在他的肩上，否则我的下巴颏在他的肩外面，我的颧骨垫在他的肩胛骨那里非常的不舒服。他的肩头没什么肉，挺硬的，脸放在上面不舒服。好了，现在我觉得舒服了。晚风吹过，不会有蚊子来吧。”这样的叙述，比“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心中充满幸福”要更实在。因为心中充满幸福的前提，是脸在对方肩头上放得是否舒服，否则屁股挪来挪去很影响心中幸福感觉的一贯性。但如果作者全说大实话，读者就会觉得生活黯淡了。这么写小说，就成了黑色幽默；可要是写在回忆录里，就有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之嫌。但其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纯粹的风花雪月，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到书里去找欺骗。我们都喜欢面具，享受幻觉，把自己藏在文字后面，来形容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被形容过的生活似乎更有生活魅力。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在利用文字把自己和他人想象成另外的一个人。包括回忆录在内，甚至情书，都不能逃脱面具的作用。回忆者会删去他自己不想回忆的难看细节，情人用文字的摧毁力在争夺对方爱情的同时也不停地树立着自己的形象。多少历史，多少感情，多少场景，就这么通过文字，加加减减地，固定到了纸上。
写，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麻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