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无法知道。
我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我忙得顾不上她的时候，她就时常烦闷地敲打桌子。日长月久，大概敲得很顺手，很熟练，很惬意，大概感觉到自己能制造出可爱的动静，她就越敲越频繁，越敲越粗重。小桌原有一层黑漆，居然被她敲溶了一块，露出桌面白生生的本色，像鼓面由鼓脐向四周辐射出鼓芒，形成一个多角状的闪光体。到后来，连闪光体都被她敲得微微塌陷，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木色混沌的扁盆。我十分惊异，她那只瘦硬的手，一根竹节般的骨头，竟有如此坚强，能把木头都敲得塌陷，而自身却不曾有一丝消融。嘣，嘣，嘣，嘣——我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肿大，越来越老辣，带着血腥味充塞于天地。
敲得我们的房门引人瞩目了。开始还只是有人探探头，或者敲敲我们的窗子，或者在楼下大喊我的名字，表示不能忍耐这种肆无忌惮的噪音。当他们知道这是根本无法阻止的必然存在时，也就只能横眉撇嘴地将就了。他们还是可以过他们的日子，吃饭，浇花，做藕煤，修自行车，搭个油布棚办丧事，或者打扑克麻将——几位老人为了凉爽总是抬着牌桌追随大楼的阴影，一天下来，几乎由西到东骨碌碌转了一个圈。设想某一天，牌桌边少了一位常客，再也见不到了，我就会相信那是旋转的离心力把他甩出去了，甩到那边办丧事的油布棚里去了。
房管所来了人，把这栋老砖楼房里外看了看，判定为危房，开了个什么单子，计划加以整修。我暗自歉疚，总觉得几十户房子的破损全是我家嘣嘣嘣敲出来的。
我开始脱头发，每天早晨醒来，枕上都有稀稀散散的青丝，拢起来足有一小撮。我也开始喜欢戳老鼠洞，围着楼房机警地巡查，竹竿火钳一齐用上，还叫妻子挽起袖子帮忙，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大干。而且我开始更多地与别人吵架。那天国骏来找我，头发光亮亮的，照例说起他们单位里糟糕的官僚主义。我本来想附和他，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一定是猜到了这一点才说得口若悬河长驱直入，把瓜子嗑得那么响亮。可我一开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我说民主真他妈的可笑，说民主不就是群氓压制天才吗，说开明的皇帝比浅薄的民主要好上一万倍，不是吗？……我说这些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似乎早就看出了他根本考不上研究生，也无法买到他渴望的进口电视机。
国骏脸色发白，惊慌地走了，连伞也忘记带走。妻子瞪了我一眼，收拾着茶杯和烟灰缸，责怪我何苦要同客人这样争吵。
“我同他吵了吗？”
“怎么没吵？你看国骏都气成那样了。”
“国骏？你说国骏？他刚才来过了？”
嘣，嘣，嘣——幺姑又在敲打桌子，还有娇声娇气的呼唤。我立即异常灵活地去拖便盆和扯下烤得暖烘烘的尿片。
一阵忙乱终于过去，家里沉静下来。妻子悄悄把头靠在我肩头，想说什么。
“去看看炉子吧。”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你先睡。”
她轻轻叹了口气：“幺姑这是在讨账。”
“讨账？”
“铭三爹说的，她先前给了别人多少恩，现在就要给别人多少难。一笔笔都要讨回去的。这叫讨账瘫，是治不好的病。”
“还有香烟吗？”
“铭三爹说，没讨完账，她不会死的。”
“你去睡吧。”
我再次拿起那份报纸，却记不起刚才看到哪里来了。那份报纸在我眼前一片黑，发出轰轰轰的呼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