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望茅草地(11)

“我哪里目无领导?”

“叫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晓不得呵。”

“没看见我的通知?”

“你那号天书,恐怕只有神仙才认得。”

“不认得?你胡说!我在扫盲班里拿了奖状的,军区司令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你他娘的敢说不认得?”

“我是没文化,他们知青也说不认得呵。”

“不认得就不能派人去问?你晓得这是什么通知?军机要事,十万火急,你以为是好玩?”

我记起来了。他的字条上有三个红手指印。他以前说过,当年他们打游击的时候,信上打一个红指印表示紧急,两个表示加急,三个表示特急。

没等我们笑出声,他又冲大家一瞪眼睛:“活见鬼,这么多喝墨水的人,字都不认得,读了书有什么用?读到屁眼里去了?还戴着眼镜片子,装猫头鹰吓老鼠?听好了:立正——向右转——齐步——走!”

我仍然是又臭又硬的石头,蹲在地上不肯走,始终扭着脑袋。我以为这会把场长惹怒。奇怪的是,他发现这一事态后策马返回,既没打,也没骂,态度倒是出奇的耐心。“你想逼我发火是不?你想让我犯错误?臭小子,我今天偏不。你贼胆包天勾引我丫头,我张种田今天还偏要同你慢慢来。你等着。”

这天的批斗大会以后,他把我留在办公室,搬来一大堆学习资料重重地砸在桌上,叫秘书挑出一些文章开读。他自己闭上眼睛也陪着我一起听。

我急了,“你有话就直说,别来这一套!”

“你不是骂我阎王爷吗?我今天要当一回观音娘娘。”他得意地冲我点点头。

学习资料一直读到深夜,读得我招架不住哈欠滚滚,在他面前的英雄相荡然无存。我只能自认倒霉,再大的罪名也先认下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早晨醒来以后,发现是在他的床上,而他不知道已经去了哪里。

十三

据说场长想不通,为什么我这号人没被刀枪吓住,倒会被糖衣炮弹打中。他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对全场进一步严加管理。 在生病吐血的日子里,他还来我们工区抓整风。知青们的日记、书信以及各种书刊都要接受审查。女宿舍窗前的玫瑰也被拔掉,改种场长觉得顺眼的蔬菜。他可以容忍唢呐和胡琴,但对“下巴琴”疑虑重重——这是指小提琴——只是后来听说北京也有下巴琴,才没有真下手收缴。看见一张泰戈尔的画片,他就指着问:“是不是资本家?开什么铺子的?”看见一本诗集封面上有新月图案,立刻发现敌情,跳起来大叫:“土耳其!土耳其!”——因为他在朝鲜战场遭遇过土耳其军队,对方的旗帜标有新月。

除非家里病人和死人,知青们一般不得请假回城。在场长眼里,城里灯红酒绿,是腐化蜕变的发源地,在那样的鬼地方多混些时日,一个人的骨头不轻几斤才怪,不成“骆驼斯基”才怪。他还经常发牢骚,埋怨中央不把机关学校统统迁到乡下来。

大家都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干活。只要干部不在场,好些人就撑着锄头把磨蹭。看见牛上地吃花生苗,也懒得去驱赶。机耕队两台拖拉机坏在山上,买不到配件,谁也不去想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生锈,都成了老鼠窝。这一年加上旱情严重,花生豆子什么的大多只有一堆空壳。直到冷冽的冬天来了,工资还发不出,每人只领得两斤霉花生过年。看到这个场面,场长也急得吐血。他带着一些人截了三辆粮车,凭着一张蛮不讲理的欠条,算是把大家的度荒粮食保住了。他又带着几个干部出外四处“接头”,就是找关系求助,也不管什么组织程序,冲到县政府的这个局那个局,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就安营扎寨。县里干部都比他级别低,县委书记也让他几分,一见他就头大。结果,靠了这点老资格的权威,他还真募来两车半新的工作服,不知是矿工的还是劳改犯的,反正每人有一套,虽不合身,也可挡点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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