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时，瞎子三福也走了。三福是自己将自己勒死的。死之前，三福胡琴上的里弦突然断了。三福随后忧郁地说过几次，他连琴弦都配不上一对，活得真没意思。我对他说，如果我在二十岁时真能进城做事，我要给他买一把最好的胡琴，并请他到最好的剧场去演奏。三福说只要能到城里去，哪怕在街头拉上几曲，也能心满意足。我又说，如果二十岁时进不了城，我就要将他仅剩的一根琴弦扯断。三福听了直笑。后来他突然问，不晓得天堂里有没有城市？还没等到我回答，他又说，其实城市就是天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三福从胡琴上卸下那根仅存的里弦，勒在自己黑瘦的脖子上。三福死后，那张电车车票还放在上衣荷包里。电车车票上有一个用红铅笔胡乱画出来的8字。“右派分子”说过，红字是车上售票员画的，8是售票员号码。车票划过红就不能再用了。大人们埋葬三福时，将那张电车车票好生地放在他的衣袋里，并且不无羡慕地嘱咐死去的三福将电车车票揣好，若是弄丢了，只站在城市门口，就太可惜了。
我从松树上抠出那实在不能叫做松香的松脂，放在掌心里慢慢地碾磨。乡村之事，一想起来，眼眶里就全是泪水。
有几分钟我像瞎子三福一样什么也看不清。那些将叶子丢光了的白杨、旱柳和法国梧桐不声不响地立在风中，做出一副互不招惹的样子。
松涛紧一阵缓一阵。
从松林深处传来恋人们的声音。他们也会说松涛。他们要松涛为爱情作证。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不合时宜地老在什么地方徘徊，总会在人的世界里引起别人的警觉。那两个人觉得我打扰了他们，一股窥视的目光老在我的身上绕来绕去。我不得不回头用自己的目光堵着他们的目光，直到他们离开松林。
放在以往，这样的心情，我非得仰天长啸才能排解。日子也不用退回太多，三五年就行。如今我对自己有了新的发现。我的胸膛开始变得像一只酿酒的坛子，世事放进越久，回味起来越醇。或者说像一棵松树，活到岁月最深时，方才悟得人生的各种滋味。一个人不是时常能与历史与现状的契合点遭遇。一旦这样的幸运降临，任何形式的欢呼与呐喊反而都有矫情之嫌。
在我准备在松涛里呆到天黑时，那对恋人悄悄地转了回来。这一次，他们一直走到离我不能再近的地方。被爱情燃烧着的女性总是如此美丽，那个女孩用满是柔情的语言说，她认识我，她在电视里面见过我，她从精巧的坤包里取出笔和纸要我签名。我用她的纸和笔写了一句与城市有关的话，并落了款。那句话的准确意思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自己最后写的几个字是：题于东湖松树林。美丽的女孩实际上也不在乎我的题词与签名。她甚至没看清我写的是什么就匆匆地抬头，说她周围的女孩都喜欢我的小说，都在等着读我的新作。她眼里放射着一种比爱还要迷人的光泽，仿佛身后不存在另一个男人。男人被自己的女人逼得非说话不可。他说他只听说过写诗的人自杀，写小说的人应该比诗人实在。他还说像我这种地位的人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听得出来，这话的弦外之音是怀疑我有轻生倾向。当我发现在女孩美丽的温情后面同样存在着与男友相同的揣测，心里立即冒出一种近乎恶毒的念头。我准备告诉他们，在这座城市里自己拥有不少物质上的优越。这些念头最终没有形成语言。我只说自己不喜欢吊死鬼的样子，如果死亡不可避免，我会选择一种可以保持住自己形象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