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简直惊喜得目瞪口呆。在当时，德意志民族只有两位伟大的演员：阿达尔贝尔特?马特考夫斯基和约瑟夫?凯恩茨。前者是北德意志人，气质浑厚，热情奔放，为他人所不能及；后者是我的老乡维也纳人，神态温文尔雅，善于台词处理。而现在，将由马特考夫斯基来再现我塑造的阿喀琉斯这个人物，由他来诵念我的诗句；我的这出剧将得到德意志帝国首都最有名望的剧院的扶植――我觉得，这将为我的戏剧生涯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而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
但是，从那时起我也总算长了一智：在舞台的帷幕真正拉开以前，是绝不能为一切预计中的演出而高兴的。虽然事实上已开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练，而且朋友们也向我保证说，马特考夫斯基在排练我写的那些诗句台词时所表现的那种雄伟气派是从未有过的。但是当我已经订好前往柏林的卧铺车票，却在最后一刻钟接到这样一封电报：因马特考夫斯基患病，演出延期。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个借口――当他不能遵守期限或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时，他对剧院通常都是采用这种借口。可是几天以后，报纸上登出了马特考夫斯基逝世的消息。我的剧本中的诗句也就成了他的那张善于朗诵的嘴最后念过的台词。
……一天早晨，一位朋友把我唤醒，告诉我说，他是约瑟夫?凯恩茨让他来的。凯恩茨碰巧也读到我的剧本，他觉得他适合演的角色不是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琉斯，而是阿喀琉斯的对手――悲剧人物忒耳西忒斯，他将立刻为此事和城堡剧院联系。当时城堡剧院的经理是保尔?施伦特，他作为一个合乎时代的现实主义者的面貌领导着维也纳的这家宫廷剧院（这使维也纳人非常不快）；他很快给我来信说，他也看到了我的剧本中的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可惜除了首演以外，大概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凯恩茨却十分愤慨，他立刻把我请到他那里去……我答应试试。我完成了一出独幕剧的初稿，即《粉墨登场的喜剧演员》。我尽量体会凯恩茨的气质和他的念台词的方式，以致我下笔时，能无意之中使每一句台词都符合他的愿望。三个星期以后，我把一部已经写上一首“咏叹调”的半成品草稿给凯恩茨看。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当即从手稿中把那长篇台词吟诵了两遍，当他念第二遍的时候已十分完美，使我难以忘怀。他问我还需要多少时间。显然，他已急不可待。我说一个月。他说，好极了！正合适！他说，他现在要到德国去作一次为期数周的访问演出，等他回来以后一定马上排练我的这出短剧。随后他又向我许诺说：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把这出剧当作他的保留节目，因为这出剧对他来说就像自己的一只手套那么合适。他握着我的一只手，由衷地摇晃了三遍，把这句话也重复了三遍：“像自己的手套一样合适！”
……
我终于在报纸上读到凯恩茨访问演出回来的消息。出于礼貌，我迟疑了两天，没有在他一到就立刻去打搅他。但是到第三天，我鼓起勇气把我的一张名片递给了扎赫尔大饭店的那个我相当熟悉的老看门人，我说：“请交给宫廷演员凯恩茨先生！”那老头透过夹鼻眼镜惊愕地望着我，说道：“您真的还不知道吗？博士先生。”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今天早晨就把他送到了疗养院。”那时我才获悉：凯恩茨是因身患重病回来的，他在巡回演出中面对毫无预感的观众，顽强地忍受着剧痛，最后一次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角色。第二天他因癌症动了手术。根据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我们还敢希望他会康复。我曾到病榻旁去探望过他。他躺在那里，显得非常疲倦、憔悴、虚弱，在皮包骨头的脸上，一对黑眼睛比平时显得更大了。……他苦笑着对我说：“上帝还会让他演出我们的那出剧吗？那出剧可能还会使他康复呢。”可是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站在他的灵柩旁。
人们将会理解，我继续坚持戏剧创作是一件多么不快的事。而且在我还没有把一部新剧作交给一家剧院以前，我就开始忧心忡忡。德国最有名的两位演员在他们把我的诗体台词当作生前最后的节目排练完后就相继去世，这使我开始迷信起来――我不羞于承认这一点。一直到若干年后，我才重新振作精神写剧本。当城堡剧院的新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行家和演讲大师――很快采纳了我的剧本时，我几乎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看着那份经过挑选项的演员名单……我以前想到的，只是那些演员们，却没有想到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曾打算亲自导演我写的悲剧《大海旁的房子》（1），并已写完了导演手本。但事实是：十四天后，在初次排练开始以前，他就死了。看来，对我戏剧创作的咒语还一直在应验呢。……在1931年完成了一部新剧《穷人的羔羊》。我把手稿寄给了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报，问我是否可以在首演时为他保留那个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