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跑到那里，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么?没有小孩，不管是吓呆了的还是欢蹦乱跳的，都没有。而且那里的地形也变了，没有花岗岩护墙。护墙的一边没有让人看得头晕的人流与车流，另一边也没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桥中间的警察值勤处，一个面容和蔼的女警正在指挥交通。
“不要跟我说话，亲爱的。”她一边打着旗语一边说。
“你刚才看见三个小孩在这里玩耍吗?他们可能死了。”
“我这里没看见，亲爱的。”
“但我看见他们了，我发誓我看见了。有一个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烦我一分钟，我就带你到局子报到，亲爱的。现在请你开路。”
于是我就离开了。我转身走过了大桥。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过这座大桥的。一整个晚上我边等佩内洛普回家，边想着那个进了虚幻地狱里的吓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内洛普，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盥洗室。直到这时，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扰着我。那天白天在为一家荷兰钻石财团做口译时，我把有关那小孩的事锁进我大脑深处，那里还藏有许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现在我脑海里，他双臂伸展，手指使劲地攀附在花岗岩石壁上。次日清晨，北伦敦地区医院紧急召我，七点四十五分我出现在那里的热带病病房里，为一名看不出年纪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译。那人只讲母语金亚旺达语，拒绝使用其他任何语言，所以别人一个字都听不懂。
在蓝色夜明灯的指引下，我沿着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标已经告诉我要走哪条路了。一些病床被屏风隔开，以示为重症病床，我们要去的就是这样的病床。我蹲伏在床的一边，另一边就是一位身份较高的护士，中间只隔着那个垂死病人的双膝。据我推断，这个护士是中非黑人后裔，其学识与责任心都超过多数医生，但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这些，而是她走进病房时步履轻快、俊气逼人的样子。她左胸上佩着一个名牌，写着“汉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质十字架，扣着扣子的蓝白色制服紧裹着修长苗条的身躯。当她站起来在病房里走动时，就好像舞蹈家那样轻盈。她的头发整齐地梳编起来，从额头一路往后压，与头后面的头发浑然一体。不过出于实际需要，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
我和汉娜两人一直长时间地注意对方，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得等她说话，而她得等我翻译。她连珠炮似地问病人问题，我感觉她的问题简洁、准确、体贴，而我则适时地将其翻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两人就等那个可怜的家伙回答，有时候我感觉到得连续等好几分钟。他用童年在非洲时说话的那种口音咕哝着回答，决意把童年作为人生的最后回忆。
汉娜在另一名护士格蕾丝协助下为病人做了其他一些仁义之举。我从口音听出格蕾丝是牙买加人，她也是个好女人。格蕾丝站在病人头旁边，帮他擦掉呕吐物，检查输液情况，或处理其他更难做的事。从她与汉娜之间的互动与神情来看，她是汉娜的好友。但我这里要记下的不是这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