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看戴在手上的金表，也就是伊梅尔达送给麦克尔、麦克尔又转送给我的那一块，我知道自己只迟到了十二分钟。可能你会说，在伦敦这个刚被炸弹袭击吓怕、半数地铁停靠站又出了毛病的地方参加户外沙龙，迟到十二分钟反倒可能被视作一种成就。但对于超级好丈夫萨尔沃来说，十二分钟就跟十二小时一样。这可是专为佩内洛普举行的盛大酒会，是迄今为止她为时不长却辉煌无比的职业生涯里最盛大的一次。而我，她的丈夫，跟在客人后面慢慢地往前挤，现在才走过她所在报社的办公区。昨晚一整夜我都留在北伦敦地区医院，没办法，因为身边的情况让我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从医院一出来，我就叫了辆出租车，一路狂奔回到位于巴特西的家。我让车在外面等，出于出席酒会的礼节需要，自己则进屋飞快地换了身全新的晚礼服--跟老板同桌你就得这样注意社交礼节--但连刮胡子、刷牙或者冲澡的机会都没有。当我穿着得体的服装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浑身大汗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及时赶来了。我到达时，很多人已经到了。他们是佩内洛普的同事，有上百名。其中少数高级职员穿着晚礼服或长裙，其余的穿着休闲西服。他们所有人都拥在一块，走进了一楼的多功能厅。厅内墙壁上装有近光灯以及塑料盔甲。他们抬肘举怀，畅饮甜暖的白葡萄酒，而我这个后来者却被挡在大厅边上，跟侍者们待在一起，他们中多数是黑人。
一开始我没能看到佩内洛普。我想她跟我一样擅离职守了。有一会儿我还希望她已决定最后入场，直到我看见她挤在大厅的另一端，正跟她报社的高层们说得兴高采烈。她穿着一套绸缎制成的长裤套装，很新很平滑。那一定是她当做礼物买给自己，并在办公室或者在她来此前最后待的其他什么地方换上的。为什么，我大脑的一边在大叫，哦，为什么我没买来送给她?为什么一周前吃早餐或者在床上睡觉时我没有想到她也许正等着我对她说：佩内洛普，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一起去骑士桥，给我俩选购一身新衣服，好参加为你举办的盛宴，全部由我付账，如何?购物是她的最爱。我本可以早就安排好这一切的，我本可以扮做她的仰慕者，在她最喜欢的一家餐厅里请她共进晚餐，而不介意她赚的钱不仅是我的两倍，还有说了你也不信的丰厚外快。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我还是等时机更合适时才跟你们说吧--我大脑的另外一边很高兴我没有向她这样提议过。这跟钱无关，倒是与压力之下人的逆反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不知道是谁的手掐了我屁股一下。我转过身来，刚好对上了杰利科充满笑意的目光。杰利科昵称“杰利”，是佩内洛普所在报社最新的一颗“白人青年中的希望之星”，最近刚刚从一家敌对报社跳槽过来。像往常一样，他懒洋洋、醉醺醺、古里古怪的，中指与食指间夹着根手卷香烟，正向我示意。
“嘿，佩内洛普，是我，我来啦。”我不理他，大声叫道，“医院里有事耽搁了。真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