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都使用了类型的结构，但威尔的美国电影避免对于当代的问题作出简单化或与时代相脱节的处理。《证人》质疑了西部片和警匪片中暴力、司法和社团的道德，《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1989）融合了教育小说和关于专制主义的寓言故事。《绿卡》在一个喜剧故事中同时涉及了国家的孤立主义和种族矛盾。《无畏》和《楚门的世界》延续了威尔对美国家庭、社会和电影制度不留情面的分析，根据当前的社会热点来进行类型改良。在这方面上，威尔与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很相像，两人都是到好莱坞工作的艺术电影导演，在电影中以充满矛盾和批判性的方式运用类型元素。对于艺术和社会的结构给予互文性和后现代的批判，是威尔电影的特征。这种特征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超越了澳大利亚电影复兴运动中的意识形态限制，超越了不加批判地将澳大利亚电影像美国电影那样，朝娱乐方向发展的推动力。威尔的风格与老式的好莱坞电影作者很相像，都是通过注入个人风格和主题的方式来对类型进行改良。不管在外部意义上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导演，还是在内部意义上作为一个好莱坞导演，通过以非传统的方式运用类型元素，威尔显示了美国电影可以进行重述和改造的潜力，这种潜力对其他国家电影文化中的观众和艺术家开放，从而制造了：
一种新的文化混合体，这是在每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的水平上，两种民族的文化（一个更为全球化，另一个则本土化一些）通过一系列精神交流的过程形成的……他们（影迷们）观看美国电影时，不管程度大小，总会带着他们对于美国的理解（羡慕的、异国情调的、怀疑的、轻视的、敌意的，等等）来解读电影。同时……民族国家的电影观众会带着他们自己的历史、身份和价值观的眼光，来对电影的内容和“信息”进行解读和再构造。
彼得·威尔是一个有着明确的、清晰的意图的导演，即使他不一定要向观众传送特殊的“信息”。要准确理解彼得·威尔的电影，一方面，必须注意个人的解读与更为广泛的电影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由导演和他的合作团队所制作的精密的文本结构和其互文性的联系。
因为威尔的电影融合了流行电影的惯例和艺术电影的颠覆性，同时还具有简单的、娱乐的和电影化的“故事”，任何对于威尔的美国电影的评价，最终必须依靠评论者对于作者论的观点。电影作者具有一定的选择权，他可以因为喜欢某些与自己的艺术气质相吻合的电影项目而拒绝其他的电影项目，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素材来进行拍摄，受雇佣的导演则没有太多选择。这两种导演之间的差别对威尔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没有选择更为个人化的工作，而是接受了《证人》的商业导演工作，最后发现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好评和个人职业生涯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