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真实的自传?
在谈到自己在《红木鸽》和《亲爱的日记》中的角色时，莫瑞蒂说：
我讲了一个失忆者的故事，也许是因为我想要结束我在以前的影片中饰演的这个角色，完全从草稿开始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角色。这样的新角色还不存在，因为在《亲爱的日记》中，我饰演了自己而非一个新角色……在《亲爱的日记》里，将自我藏在一个虚构角色背后会是荒谬的，因为在第三部分“求医记”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编造的。（Porton & Ellickson，1995，第14页）
在《亲爱的日记》中莫瑞蒂饰演自己，或甚至就是自己。在影片上映之后的多次访谈中，导演都重复着这样的断言，很多批评家也抓住不放。他们像莫瑞蒂自己一样，得出结论的主要理由就是主人公的名字叫南尼，且影片的第三部分包含一些纪录素材，是导演在自己接受化疗过程中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对这些批评家来说，这些段落赋予整部影片纪录色彩。譬如，彼得?阿斯普登（Peter Aspden）认为：“（莫瑞蒂）以前的影片总带有自传的基调，但这一次他做到了最彻底”（Aspden，1994，第42页）；宝拉?马兰加（Paola Malanga）认为《亲爱的日记》的第三段插曲是“纯粹自传”（Malanga，1993，第25页）；而在艾曼纽埃拉?马蒂尼（Emanuela Martini）看来，《亲爱的日记》“完完全全是自传性的”（Martini，1993，第59页）。而米莉森特?马尔库斯（Millicent Marcus）则写道：
在展现了简短的纪录片片段之后，莫瑞蒂用闪回讲述剩下的故事，模拟了求医的过程，并用画外音使叙事连贯一致。但我们事实上已经以新闻纪录片的形式见证了化疗会诊，这赋予了随后的表演以权威和分量，因为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正是那具在饱受痛苦的躯体，我们都是纪录的目击者--模仿的身体承载着那在我们面前上演的致命搏斗的痕迹。就像但丁为了能够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必须经历并体验基督的死亡和再生一样，莫瑞蒂从化疗中归来，告诉我们他自己作为独特个人终有一死的真相。（Marcus，1996，第244页）
只有极少数批评家质疑莫瑞蒂在《亲爱的日记》中讲述的个人生活和人格的“真实性”。譬如，费德丽卡?维拉（Federica Villa）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影片的开场和结尾是两个“非现实主义”镜头，分别是一个主观镜头和一个直面摄影机的镜头。她认为，尤其影片的最后一幅画面，打破了与观众的某种“契约”，而这样的“契约”对让我们相信自己正在观看日记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影片是纯粹的日记，即莫瑞蒂生活的跟踪者/影子，我们观察他过着自己的生活的幻象就应该一直维持到结尾，然而看镜头并向观众微笑却打破了幻象（Villa，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