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比通过机场广播催促我尽快登机。但是我的行李箱太巨大了，自己一个人搬不出廊桥。排在后面的其他乘客对我十分不耐烦，却没有一个人肯出手帮忙。我已经看到女儿凯蒂从头等舱乘客第一排的位置探出头来望着我。她穿着我们一起挑选的毕业典礼的礼服。浅绿色丝绸裙。不过她后来告诉我她不喜欢这条裙子，很后悔挑了它，早知道这样，不如挑有印花图案的。那她干吗又穿上它呢？还有，加比为什么这时候会到机场来呢？喇叭里传出她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
我坐起来。现在是七点半。周一早上。阳光照亮了窗帘边，幸亏只有很少的光线射进来。
加比的声音仍在耳边回响：“我待会儿可能没时间打给你了。但愿你能比我想的起得早些。算了，快要……”我拿起话筒。“你好。”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像头昏眼花的样子。电话里的声音停了停。
“唐普？是你吗？”
我点点头。
“我吵醒你了？”
“对啊。”我的脑子还有有些昏沉，一点幽默的话都想不起来。
“对不起。要不我迟些再打过来？”
“不是，不是。我已经起床了。”我压抑着自己不要说出“就算我继续睡待会儿还是要起来接这通电话”的丧气话。
“快起来吧，宝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听着，关于今天晚上。我们该不该……？”突然一声高分贝的声音打断了她。
“等着。我一定是把自动答录机设为自动了。”我放下话筒走去客厅。红灯在闪烁。我拿起无绳电话，走回卧室，把听筒放回座机处。
“好了。”这时候我彻底醒了，咖啡瘾也上来了。我径直走进厨房。
“我是说今天晚上的安排。”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悦。这不怪她。她说这一句话花了将近五分钟时间。
“对不起，加比。我整个周末都在看学生的论文，而且我昨晚很迟才睡。我睡得很沉，连电话响都没听到。”这的确有点奇怪，我以前从没这样过，“有什么事？”
“关于今晚。哦，我们可不可以把时间从七点改到七点半？手头那个项目让我动来动去，比蜥蜴笼子里的蛐蛐更厉害。”
“可以。没问题。这时间更好。”我用肩膀托着无绳电话，腾出手来伸到橱柜里的罐子拿咖啡豆，掘了三铲放到研磨器里。
“要我来接你吗 ”她问道。
“都可以。我也可以开车自己去。不过，我们到底去哪儿？”我想了想要不要磨咖啡豆，最后放弃了。她已经听起来有点烦躁。
沉默。我想象得到她此刻正在玩弄鼻环，她想事情的时候爱这样做。或许今天改玩纽扣。起初她穿鼻环的事情一直让我很费解，跟她说话的时候也难以集中精神，我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她的鼻环上，不由自主地想，给鼻孔穿个环该有多疼。不过，后来我就习以为常了。
“今天晚上好好玩玩，”她说，“要不我们去吃露天大餐吧？亚瑟王子餐厅或者圣丹尼斯，行吗？”
“好啊，”我答道，“你不用开车来接我了。七点半在那里见。找个新地方吧。我喜欢新奇的东西。”
虽然跟加比一起尝新有点冒险，这已经是我们的惯常活动。她远比我熟悉这个城市，因此挑餐厅的任务向来落到她头上。
“好了。再见。”
“再见。”我说道，有点意外也有点解脱。通常她都不愿意放下话筒。我往往要编造个借口来溜掉。
电话是我和加比的生命线。除了加比外，我从没与其他人保持如此密切的电话联系。这种交往方式在我们认识不久就确定了。我们研究生时期的电话谈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剂灵丹妙药，使我从多年的忧郁中解脱出来。那时候，我喂完凯蒂，给她洗完澡并放上婴儿床后，我就会跟加比通电话长聊，分享发现一本新书的兴奋，说说班级、教授和同学的事情，甚至只是闲聊。那是我们生命中绝不无聊的时期所干过的唯一无聊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