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快步走向门帘和窗帘，确认门窗全都关好了，然后走回尸体，把它翻过来，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最后在左边裤子口袋里找到了钥匙。房间的角落里远远放着那个装道具和化妆品的大箱子。试到第四把钥匙的时候，箱盖被打开了。他花了十分钟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在地上堆了一大堆。
箱子差不多空了，刺客托住造假证者尸体的腋窝，把尸体举到箱子上方。尸体的手脚软绵绵的，就着箱子里面的轮廓弯折，所以放进去相当容易。过几个小时尸体会变硬，然后就会和装进去时候的姿势一样，躺在箱底了。豺狼接着又把拿出来的东西重新放回箱子里。女用假发，女人的内衣，男用假发和所有小的、软的东西都被塞到尸体四肢的缝隙间。上面放了几盘化妆用的各种刷子和油彩。最后那堆剩下的化妆膏的罐子，两件女用睡衣，各色毛衣和牛仔裤，一件浴袍，几双黑色网格袜，被堆在了尸体的上面，把它彻底盖住了。箱子被塞得满满的，他用了点力才把箱盖合上，扣上搭扣，上了锁。
整个过程中，豺狼一直都用自己提包里的一块布包着手。做完上述工作后，他又用自己的手帕把箱锁和所有箱子的外表面都擦干净。他把桌上那叠五英镑的钞票放进口袋，把桌子也擦了一遍，然后重新搬回墙边他进来时它所在的位置。最后他关上灯，在靠墙的一把休闲椅上坐了下来，等待夜幕降临。过了几分钟，他拿出自己的烟盒，把里面剩下的十根烟放到上衣口袋里，用空盒子做烟灰缸，抽了其中的一支。抽完烟，他把烟蒂小心地收起来，放在烟盒里。
他并没幻想这个造假证的人消失后永远不被人发现。不过他认为这样的人可能隔一阵就要出城旅行一趟，或者转入地下活动。如果他的朋友中有人发现他忽然不再去他通常出没的地方，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认为。过一阵就会有人找他，首先是和这个造假证的人有联系或者有生意往来的人。有些人可能知道这间照相室，并且来过，不过大多会被上锁的门挡回去。任何人潜入这间照相室都得彻底搜查这里，还得砸掉箱子上的锁，把箱子清空才能找到尸体。
如果是黑社会成员这样做，他很可能不会报警。他肯定认为这个造假证的触怒了某个黑帮头目。不会有哪位顾客只是出于对色情照片疯狂感兴趣，而又盛怒之下杀了人之后，还会这样一丝不苟地隐藏尸体。不过警察最终会知道的。那时候无疑会把造假证者的照片登在报上，而酒吧的服务员很可能会想起8月1日晚上，这个造假证的人和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穿格子套装、戴黑色墨镜的人一起离开。
但即使他用自己的真名登记，等有人连续几个月去检查死者的事务箱时，也肯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他和服务员没说过话。同样，在这家酒吧叫饮料已经是两周以前的事了。服务员也许会隐约有点印象，有个外国口音的人叫了两杯啤酒。警察可能会敷衍了事地开始搜捕一个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人，但即使他们问到了亚历山大·杜根，比利时警察想要找到豺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觉得他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也需要这样一段时间。杀死一个造假证的就和捻死一只蟑螂一样简单。豺狼放心了，他抽完第二支烟，向窗外看去。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浓重的夜色笼罩着狭窄的街道。他锁上了外面的大门，悄悄离开了照相馆。他走出大约半英里，把那串无法辨识身份的钥匙扔进人行道上的一个大排水孔里，听着它溅落在路面几英尺下的阴沟的水里。他返回酒店，及时赶上了晚餐。
第二天，星期五，他来到布鲁塞尔郊区一家工友们常去的商场采购。他在一家专门销售野营装备的店铺里买了一双行军靴，一双长筒羊毛袜，一条丁尼布 裤子，一件格子羊毛衬衫和一个背包。他还买了几张薄的泡沫橡胶，一个网兜，一团绳子，一把猎刀，两个小刷子和两听油漆（一听粉色，一听褐色）。他本想在露天水果摊上买一个大西瓜，但怕过一个周末会坏，又决定不买了。
回到酒店，他用他的新驾驶证租了一辆自驾车以备次日使用，然后要求领班为他在海滨度假区订一个有浴室的单人间。尽管8月里空房很紧张，领班还是在一家小酒店里为他找到了一个房间，并祝他在海边周末愉快，从那里可以远眺风景如画的泽布鲁日渔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