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早上,给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信到了罗马。这个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邮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后回到了酒店,当他穿过酒店大堂的时候,一个行李员从背后喊住他:“先生,请留步――”
他像往常一样傲慢地转过身。他不认识这个意大利佬,但这也没什么不对。他每天都大摇大摆穿过酒店大厅直奔电梯而去,从来不注意他们。这个黑眼睛的年轻人朝科瓦尔斯基走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是给一个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据说他是个法国人…”
这通叽里呱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不过他猜出了大概得意思,另外,尽管发音很糟糕,他还是听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劈手拿过这封信,盯着写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他在酒店登记的是别的名字。他不看报纸,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报纸发表了一则独家新闻:OAS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正藏在这家酒店的顶楼。
就他本人而言,应该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不过这封信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数生活简单的人一样,收到一封信可是个重大事件。意大利人站在他旁边,仰起头,用他那双西班牙小猎犬般的眼睛望着他。科瓦尔斯基仿佛能从对方讨好的眼神里看出,他――科瓦尔斯基――就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能够帮对方摆脱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该拿这封信怎么办)。
科瓦尔斯基俯视着他。“好吧,我来问问看。”他傲慢地说。意大利人的眉头仍然没有舒展开。
“问问,问问。” 科瓦尔斯基反复说着,用手指着天花板。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
“啊,是的,问问。您真好,先生,太感谢了……”
意大利人还在做着手势表示感谢,科瓦尔斯基早已丢下他,大步走开了。他乘电梯到了八楼,刚出电梯就碰到了在楼层服务台的当值保镖,拿着冲锋枪,手指搭在扳机上。两人对视了一秒,那个保镖把枪的扳机保险合上,然后放进口袋。他只看到了科瓦尔斯基,电梯里没别人。这纯粹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指示灯显示电梯正越过七楼的时候都会这样。
除了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走廊尽头的太平梯门口和楼梯处都各有一个保镖。楼梯和太平梯两处都安装了炸弹,酒店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走廊的楼层服务台下面有个开关,只有从那里把炸弹引信的电流切断,炸弹才不起作用。
第四个白班保镖的位置是在头头们所居住的第九层的楼顶。为了对付可能的进攻,还有三个人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间里,他们值完夜班正在睡觉。不过如果有任何意外发生,他们会立即醒来,几秒钟内就可以开始行动。八楼的电梯门被从外面紧紧焊住了。但如果电梯门上方的指示灯显示电梯要上到这一层,这就表示警报。这种事情只因为意外而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乘电梯给房间送饮料时误按了“9”。他的这个举动迅速让他吃了苦头。
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给楼上打电话,通知他们邮件到了。然后示意科瓦尔斯基上去。这位前外籍军团下士已经把给自己的信塞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了,给头头们的邮件则放在左腕用链子拴着的一个钢制的匣子里。链子和匣子都上了弹簧锁,只有罗丹有钥匙。几分钟后,OAS的这位上校把两个锁都打开,科瓦尔斯基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下午晚些时候,他还要去换楼层服务台保镖的班。